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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守旧思想交锋
主政福建的项南深知自己改革先遣队的角色。邓小平说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提供方向，至于具体水深水浅，就要看一线的“地方大员”了。项南常以年轻时候唱的《开路先锋》与同僚共勉，说自己的任务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1981年春夏之交，一个流言从北京传到沿海，说特区要取消。1983年，有关特区的传言再度出现，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将旧中国和许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好的东西也引了进来，对改革者大加伐挞，将特区比作“旧中国的租界”。
环境有些惨淡，项南和任仲夷，这两位地方大员时常保持热线联系，互通观点。在指责之声甚嚣尘上之时，项南针锋相对：“旧中国的租界，是主权在他人，特区是主权在我，怎么能和旧租界相提并论？”
有关政策要“收”的说法延续到了1984年，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5个年头。刚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难点在于企业缺乏活力，毫无自主权可言。当年2月7日，邓小平在厦门视察时对项南说：“我们的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给予明确的支持。一向超前的项南建议：厦门特区可以变成“自由港”，“货物自由进出；人员自由往来；货币自由兑换”。小平思考片刻说：“前两条还可以，后一条不容易。”
这年3月，福建的一些厂长经理们给项南写了一封信。第二天，这封项南亲自拟好标题的呼吁信发表在《福建日报》的头版头条，题目是《请给我们“松绑”》。《人民日报》全文予以转载，福建给企业“放权”的影响迅速波及全国。当年5月，项南在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时说，应该让“包”字进城。
之前项南就曾公开表示，“我们从开放到现在，因为放权出了乱子的事情，在福建还找不到一个；可是由于不放权，影响改革开放进展的事情可以找出不少。”这些话，在一些人听来，并不顺耳。
1981年，全国经济调整之际，乡镇企业因为“私生子”的地位，饱受质疑，甚至有被勒令下马之虞。在福建，项南态度坚决，说乡镇企业要“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1982年，全国开展打击走私贩私、打击投机倒把的“双打”斗争时，项南再次挺身而出，说福建经济犯罪要打击，乡镇企业要发展，两者并不矛盾。
6年后，在浙江，邓小平终于对乡镇企业给予了明确的肯定。此时，项南已经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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