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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笔者在研究中央党校校史的过程中，接触到有关当事人的若干回忆，颠覆了长期流行的上述说法。
第一份材料是1964年4月2日中央党校王渔教授等在文化部访问刘芝明的记录稿。刘芝明讲道：“小礼堂在沟内，大礼堂在外边。中央许多同志在这个礼堂做过报告，刘少奇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这个礼堂门口的场地上。”刘芝明从1937年9月到1945年8月一直在中央党校工作，历任教员、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教务主任、一部和三部副主任。刘少奇作报告时，他正担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
第二份材料是1964年3月2日王渔教授等在中央高级党校与当年的少数民族学员桑吉悦希、扎喜旺徐、沈遐熙座谈的记录稿。沈遐熙在座谈中讲道：“回民班主要学文化。学汉文、历史、地理、时事、唱歌。听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沈遐熙1939年 5、6月间进党校，在 37班（回民班）任教育干事，他的回忆印证了刘芝明的说法。
第三份材料是当年中共中央的速记员、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人大主任张树德1983年3月18日在速记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速记工作在我党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关于刘少奇的讲演，他这样写道：“刘少奇同志给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我记得是由施铸英和我（好像还有别的同志）一道去记的，时间是在1939年7月，地址不在马列学院，是在中央党校礼堂外的广场上。当时，我刚学会速记，有很多话我记不下来，施铸英同志记得比我好。少奇同志有个秘书叫刘晓（不是建国后任驻苏大使的刘晓同志，是一个同名青年），他把少奇同志的亲笔改稿给我看了一下，尽管我记得很不好，少奇同志还是在记录稿上很仔细地做了修改，有很多段落几乎是重新写的。”
第四个根据是我自己的采访。2010年我们访问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原常务董事、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洪戈。他也提到，刘少奇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是在中央党校而不是在马列学院。洪戈1938年8月至1942年8月在延安中央党校二十八班、三十四班学习并留校任教，先后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员、学员支部专职书记。
2011年我就别的问题请教洪老，他再次特别强调：“刘少奇讲演的地点是在中央党校礼堂外的场地上，是给中央党校的教员和学员讲的。可能马列学院的师生也来了。那天天气很热，刘少奇穿着一件白衬衣。我们三十四班的同学贺愚农身体不太好，听到一半，中暑昏倒在地，大家赶紧把他抬到屋边阴凉的地方休息。所以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
刘芝明、沈遐熙、张树德、洪戈都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们的回忆纠正了多年来的误记误传，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笔者以为，刘少奇演讲的地点、对象虽属细节，但也是历史事实的组成部分。2011年我根据自己的考证为中央党校校史馆绘制了图表《中央领导在中央党校的部分报告和授课（1935年—1945年）》，并将“1939年 7月 8日、12日 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列入其中。
刘少奇在中央党校给党校师生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能马列学院的师生也来听讲。对这一历史事实的记载为什么会出现错误呢？据笔者研究，1939年中央领导的这类讲演，大多是由中央干部教育部（中央干部教育部于1939年2月17日正式成立。1940年6月并入中央宣传部，改称中央宣传教育部，同年 10月，又改称中央宣传部。部长、副部长一直是张闻天、李维汉。）出面邀请组织的。1939年1月初刘少奇在中共豫西特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上曾经作过关于共产党员修养问题和中共党史的报告。1939年3月刘少奇返回延安。7月他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也是受中央干部教育部的邀请。当时，张闻天既是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又是马列学院院长。他这后一个身份可能是将中央党校误记为马列学院的原因之一。此外，中央党校1937年2月从定边迁驻延安桥儿沟，曾一度对外保密，称“中山图书馆”。1939年2月迁到延安北关小沟坪后才逐渐公开。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文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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