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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都只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前进一步，例如，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希望民主、自由、人权、公平，而事实上每个时代这些权利都只有一部分人能够享有，
怎样在当时生产力允许的条件下使更多的人能享有这些权利，这要靠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努力。把握历史的发展方向（即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也许历史才更能在现行政策中有所借鉴，历史研究才能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口述史》既阐释了历史真相，又避免了无原则的渲染。该书在探索历史研究能为现实政治生活提供借鉴方面也在努力。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党的角色有了新变化，此前共产党的角色只是革命者，其任务是摧毁旧秩序；此后共产党的角色既是革命者同时是国家管理者，国家管理者要建立秩序，这时革命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新秩序。当时党内高层关于合作化运动的争论，从表象看来是关于当年合作社的发展数字的多少（差距也不很大）、合作社自主权的多少等具体问题的争论，但实质上是从破坏旧秩序变为建立新秩序后，党的工作重点、主要任务、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发扬民主的方法、使党处于群众监督之下等，如何与新时代条件和新任务相适应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仔细研究、需要群众实践，并且不断根据条件与时俱进去探索的问题。《口述史》在这些问题上也作了一些有益的开掘，如我党为什么及时用过渡时期总路线代替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对农业合作化后期过急过快的症结都作了探讨。
《口述史》列举了一些当时先进并且一直保持至今的合作社，它们当时就是群众实践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某些领导头脑发热鼓吹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又不断采用适应新形势的新措施，不断保持发展了集体经济，达到了共同富裕的目的。这说明“农业合作化”不是历史的逆流、不是洪水猛兽，不失为新中国党与群众相结合解决三农问题、
建立新秩序模式的一种实践探索，探索是有益的。该书对这一点的说明是有说服力的。
该书的缺点是只采访了大量的、保持至今的合作社，而忽略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业合作社迅速解体的事实，应当开掘这样一些农业合作社为什么垮台？行政干预的力量有多少？自身的原因又有多少？如果能够对这方面加以观照与研究，无疑对全面总结当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更为有益、更为客观。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以特种种植、特种养殖、公司加农户的劳动集约式农业生产模式出现了，有的迅速致富；“致富带头人”的人数正在扩大，有的“致富带头人”带领了一群人共同富裕。这说明了“农业合作化”新秩序模式正在不断创新。依靠党的正确领导和“致富带头人”的无穷榜样力量，靠着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当今新秩序的新模式正在逐步成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样在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实践中一步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口述史》对新秩序模式的期许，留下了思考的空间，这都是其著作可圈可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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