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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胸襟 统战见成效
耕涛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统战工作的成绩也是有口皆碑。总结他做统战工作的经验，一是坚持党性原则，二是坚持实事求是。这二者的核心是以坦诚相待，表里如一为原则。
在最艰苦的抗战时期，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并在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权。地委和专员公署所在地的易县，有一位开明士绅卢某，系清朝举人，在当地很有影响，耕涛同志作为负责统战工作的专署专员，毫不犹豫地安排他为边区参议会议员。还安排当地的一位名医任分区卫生部副部长。他们在党的教育下，觉悟提高很快，不久后加入了共产党，抗日期间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涞源县有个大地主卢某，在当地势力很大，他支持抗日斗争，边区政府把他列为统战对象。他经常到专署找专员李耕涛谈话，李专员借机宣传共产党统一抗战的政策。不久后边区政府实行“二五”减租，卢某不放心，把思想顾虑讲了出来。李专员耐心开导他：“既抗日，就要减租。不减租,群众发动不起来，抗日就没有力量。自己的小局要服从抗日的大局。”卢某认为专员的态度实在、真诚，于是主动减租，为当地推行“二五”减租带了个好头。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工作的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为充实对天津这座工商大城市的领导力量，同年6月，黄敬市长点名把耕涛同志调到天津，负责全市的财经工作，不久后升任副市长、市长兼市委书记处书记。
天津是共产党在关内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除要做好接收工作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争取、团结、教育工作也很重要，工作做得好坏，对今后解放全国各大城市都有重大影响。耕涛同志在与民族工商业者打交道的过程中，既坚持党性原则，坚定共产党员的立场，又以诚相待，决不掺杂个人因素。民族工商业者毕鸣岐，自打耕涛同志调入天津工作，思想上、生产上他都曾得到耕涛同志真诚关心和帮助，他对耕涛同志从心里感激，总希望能有表示的机会。1949年10月，意大利参议员、意共中央委员斯巴诺由京乘车抵津访问，黄敬、李耕涛、刘秀峰、黄松龄等天津市主要领导人赴车站欢迎。在市政府举行的招待晚宴上，毕鸣岐见李耕涛竟然连件像样的礼服都没有，他对共产党高级干部生活如此简朴，除了敬佩，还产生了几分感慨。此后不久他从美国、香港公干归来，通过耕涛同志的秘书，送给耕涛同志一身衣料，以备接见外宾时穿。耕涛同志坚决予以制止。他推心置腹地对毕鸣岐说，我是按照党的政策做工作，这不是我们私人间的事。你送东西给我，不是把党的事业变成我个人的私事了吗？毕鸣岐深为感动，从灵魂深处加深了对共产党的理解，行动上更加靠拢共产党，后来他当选为副市长。
克己奉公 以身作表率
耕涛同志刚到天津工作时，新中国尚未建立，解放战争还在继续，政府接收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面临的困难十分严峻。那时的财经委员会，领导全市的工业、商业、财政、税务、金融、城建等多条战线，称得上是天津的半边天。这样的工商业大城市百废待兴，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都需要及时解决。在严峻的困难面前，耕涛同志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
从战争到和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到新民主主义以至社会主义经济，在这样一个历史性转折的形势下,耕涛同志认真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四面八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总方针指导下，高度重视在国有企业内部进行民主改革，在私营企业内部协调劳资关系，从而调动了公私企业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从宏观方面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成为那时恢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首要前提。耕涛同志明确提出，财委的中心任务是狠抓稳定市场物价，调节与联系公私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发展、安排好进出口、统一税收标准、改进生产制度和救济失业以及开展节约运动等一系列问题。他鼓励政府部门的干部到下面了解实际情况，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照顾好基本群众的利益。1949年10月，天津市场的棉布售价出现波动，基本群众的生活受到影响。耕涛同志亲自到一些棉纺厂搞调查，计算棉布生产的成本，结论是每匹棉布成本合棉23斤，每件纱合棉610斤，按此标准计算纱布成本加利润的合理价格，在原料的分配供给上优先照顾生产厂的急需，采取政府定点加工的方式，一方面果断采取紧急措施，确保棉布生产，一方面在全市设立六十多个纱布代销店，由政府统购、限价出售，既安定了人民生活，又稳定了生产。市民群众反映说：“从前的棉布买卖，私商得了利，现在政府开零售店直接供给群众，市民得到了实惠。”
这一事例坚定了耕涛同志的指导思想：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大的要统，小的要放；大的要管，小的要活，前提是安定人民生活。从宏观方面统一财经，稳定物价。市场物价不稳定，不利于生产和生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要求各地政府为支援全国解放，必须保证军需的财政开支。1950年1月，财政部发行胜利公债，在全国开展认购公债的爱国运动。1月15日，天津市召开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通过了推销公债的议案，推举财委副主任李耕涛兼任推销委员会主任。耕涛同志把这项光荣而又相当艰巨的任务当作全力以赴的工作重心，当即组织几千个推销公债的工作小组，深入到全市各行各业，他在动员会上向人民群众解释说：“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祖国正处在恢复发展经济的时期，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响应政府号召，以暂时的个人困难换取将来远大的幸福。”他首先发动市委的机关干部自报公议认购公债，耕涛同志以身作则，带头将个人三个月的津贴费全部购买了公债。领导干部作表率，有效地推动了全市认购公债的爱国行动。据当年《天津日报》报道：全市不仅顺利完成了预定的七百三十万份任务，而且超出三十万九千零二十二份！
新中国建立前后，天津市的经济恢复得比较快，在工商企业的接管、财经统一、稳定物价、保障供应、企业的民主改革和技术改革，特别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都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耕涛同志从实际出发果敢决策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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