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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是陈砾人生道路上的根本转折点。这年11月13日，父亲陈布雷因目睹蒋介石政权濒临倾覆，忧虑沮丧至极，在南京湖南路寓所服安眠药自杀。这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密令各大专院校肃清校内共党人员和倾向共产党的进步分子。中共北平秘密组织为避免国民党当局垂死前的疯狂镇压，决定将部分比较暴露的秘密党员和学运骨干分批撤往解放区。陈砾也在被撤出之列，当时，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就在这时，他收到母亲在一天之内发来的三封加急电报，要他和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六哥陈遂立即回南京奔丧。在此关键时刻，陈砾心里十分矛盾，因为他知道，只要一回南京，他就再也别想回到北平，更不可能去他所向往的解放区了。但是，这毕竟是为父亲送最后一程。此时的陈砾，虽然在感情上牵挂父母，但在信仰上却已选择了革命。几经权衡，他让六哥单独回南京复命，自己则收拾行装奔赴解放区。
当时前往解放区是很危险的，特务们获悉中共秘密组织在大规模转移进步学生，便以在北平周边层层设卡，对学生模样的人严加盘查。陈砾自小就戴眼镜，文质彬彬的，一副地地道道的书生形象，自己闯关都很悬，更不用说组织上还要让他带上一个年仅15岁的“表妹”。这位“表妹”也是一名进步学生，没人掩护，她自己很难出关。陈砾非常聪明，他会好几种方言，正好派上了用场。19岁的他把眼镜藏起来，化装成自行车修理工，带着“表妹”巧妙地混过一道道关卡，终于安全到达河北解放区泊镇姜桥村。
三
进入解放区后，陈砾被送到华北联大政治班学习中共城市政策，熟悉平津两市的社会情况。
不久天津解放了，陈砾随军入城，在新建的《天津日报》社任时事编辑。工作中，陈砾勤奋好学，很快成为新闻队伍中的骨干。《天津日报》的领导王亢之、范谨、邵红叶等人对陈砾的革命热情和才华非常欣赏，对其放手使用，全面培养。很快，陈砾便锻炼成为一名优秀编辑、记者和撰写社评的高手。1952年，陈砾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先后被任命为报社秘书组组长、理论组组长、文教组组长和地方工业组组长。
1953年，新华社调集部分地方报社优秀记者赴朝鲜开城采访、记录朝鲜停战谈判。尽管一开始对派出陈砾在报社内部也有争议，但报社领导最后还是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他。作为《天津日报》的特派记者，陈砾果然不负众望，在谈判现场采写出多篇好文章。他所写的战地通讯，经常见诸《天津日报》，有一部分还为新华社所采用。不断的工作磨砺和社会实践使陈砾逐渐成为天津新闻界的名人。
1956年，天津市召开党代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讲话。那时还没有录音设备，市委要求《天津日报》派两名业务能力强的记者去会场做记录。陈砾既不是党代会的代表，更非党的领导干部，还有出身的问题。为他能否承担这种极其特殊的政治任务，报社编委意见不一。经讨论，最后由社长邵红叶拍板，决定就派出陈砾和方放两人去，结果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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