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刘伯承正在上海治病。
早在1956年的严冬，刘伯承元帅就因脑病离开了军事学院。由于身体原因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高等军事学府，刘帅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寒风中，他对送行的同志们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了。”
说这话时，他眼含着泪，别人更是眼含着泪。
刘帅人离开了军事学院，心还在那里。他时常为学院的事牵肠挂肚。当他听说了国防部的报告之后，心情是很沉重的。
……
虽说有些想不通，但他还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检讨这些问题。
那些日子，刘伯承总是睡不安稳。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给有关人士写了好几封信，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他写信给在学院主持工作的陈伯钧副院长和钟期光副政委，要求他们认真贯彻彭德怀等同志的指示，“党委做深入研究，集体讨论，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再经过群众路线，必有成就”。
军事学院党委很快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虽然他们不同意国防部的报告的主要观点，但还是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对学院中的教条主义倾向问题作了认真的检查。
这时在北京主持训练总监部常务工作的萧克上将对彭德怀的报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彭总对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问题的估计过于严重了，问题只是教学内容与我军的实际情况有一些不适应。
当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是好的，有了不同意见还是可以提的，萧克将军上书彭德怀，公开对他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特别不能同意彭德怀在一篇将要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把“正规化、现代化”和“现代化、革命化”对立起来，他认定这样提是十分有害的。
……
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摆到桌面上来，争论个面红耳赤，分出个青红皂白，这在党内是允许的。可怕的是别有用心的人插了手。
林彪插手，使反教条主义的事情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一场所谓的“路线斗争”。
几乎是在刘伯承给军事学院的有关领导写信的同时，北京的军委训练总监部的四级干部会议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这里有必要多说两句，训练总监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军委所属的一个部，在反教条主义后撤销了。首任部长是刘伯承，后来是叶剑英元帅代理部长，再后来是萧克将军任部长。
因为训练总监部主管全军的教育和训练，他们对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也是很敏感的。
当时训练总监部有两种绝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几年的军事训练和教学的成绩是主要的，教条主义是小的失误；另一种意见却认为教条主义是相当严重的，严重到了危害革命的地步。
对一个问题有尖锐对立的看法也是难免的，但是这种不同意见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就可能会出现谁也预想不到的后果。
林彪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插手的。
前几年一直在称病的他，开完成都会议回到了北京。听有关人士向他讲了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的一些情况后，他决定要亲自出马了。
关于这段历史，林彪自己有个说法，我们可以拿来作很好的佐证。他在一年后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指有人向他讲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某某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他认为有必要把这些事情向毛泽东作汇报——具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正在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有研究者曾经作过如下的探讨：
毛泽东之所以认可在军队内部大反教条主义，是有历史背景的。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军队很快瓦解和后来赫鲁晓夫解除朱可夫职务的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震荡。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警觉。对军队的事情特别是和平时期的事情要有所考虑。
国内有些人的风言风语，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一些影响。据传，有人曾经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还有人私下里议论，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
传说不足信，但人言可畏，对这些毛泽东也不能不注意。
林彪是很善于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讲话的。当年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和朱德发生了争论，他就在节骨眼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20世纪60年代，我党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出来讲了一通毛主席的好话……
这次，也是他到毛泽东那里讲了一通话的。
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话是很有几分相信的。这也是他多年来对林彪观察的结果。否则，他就不会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名林彪做中央副主席了，也不会后来选他做接班人了。
这样，一个本来并不是很复杂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