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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后，我们两家相距约两公里。工作之余，祖父与张公公之间走动更加频繁了。祖父也带我访问过张公公的新家，记得那是一个两进的院子，房子不多，树也不多，东边的矮墙外就是故宫的筒子河，南面与陈云副总理家为邻。当时我还对张公公说:我家的院子比您家大很多，院子里的树也比您家多，为此还让祖父批评了。
没想到张公公记住了我的话。一次张公公到我家做客，还特意当着我的面在我家的院子里各处查看了一遍。此后他对祖父说:楚生兄，你家里有这么多树，你至少比我多活十年(借张公公的吉言，祖父在百岁驾鹤西去)。我家后院有一颗大杏树，每年夏天都结很多果实，一颗颗白白的大杏把枝条压得垂向地面。果实很甜，轻轻一掰，就分为两半，里面的杏核可随着掉出来。这是张公公最喜欢的。每当夏天杏成熟时，他就第一个跑到我家来，此前祖母总是先将杏洗好准备着。张公公不光自己大吃一顿，还让司机叔叔从后备箱拿出一个铁桶，叫我去给他现摘一桶带走，给家里“尝尝鲜”。
张公公对于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清华大学政治系任教23年，是该系任教时间最长的教授。他曾经对学生说:“如果你们来政治学系目的是想当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如果你来此的目的是想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地告诉诸位，四年的时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在此读四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以后你可以独立继续钻研。”“攻读政治学决不要为了做官。立志当一个社会改革家为上策，立志当一个正派的政治学者为中策，如果这二者都当不成，就当个普通人，趋炎附势钻营求官为下策。”担任新中国教育部长期间，张公公主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和劳动教育，他还主持完善课程和学制，推广普通话，并制订了《小学生守则》。
张公公一生耿直，在被免去教育部长职务后，专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社会职务的变化，对于我祖父与张公公之间的友情没有任何影响。他们仍然频繁走动。张公公不仅是大炮，也很幽默。1959年，祖父率中国代表团到越南出席太平洋五国渔业会议，受到了胡志明主席的接见。他们用法文和中文轮流交谈，彼此进一步加深了了解。记得祖父回国后找到张奚若公公聊天，当提到访问的事，祖父得意地对张公公说:“我有两位同庚，一位叫戴高乐，一位叫胡志明。”机敏的张公公马上接着说:“我这里也有两位同庚，其中一位是希特勒，另一位是尼赫鲁，比你如何？”祖父闻听后几乎喷饭。
张公公不仅与我祖父是挚友，他与我祖父的亲家、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邓以蛰教授也是至交。祖父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说，当年在国民参政会上，奚若兄那样仗义执言，在昆明西南联大，面对倒下去的闻一多、李公朴，奚若兄更是毫无惧色，更加严厉地抨击国民党的暴行。现在有人说人家当年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这是胡说八道。奚若兄这位刚直不阿的陕西硬汉，以他的政治取向和超凡的耿直、执着性格，怎么会对国民党“小骂”，又怎么可能对国民党“大帮忙”呢？祖父告诉我，北平被日军占领后，他将家中书籍托付他人保管后匆匆逃到天津。抗日战争胜利后，祖父回到北平时，在东安市场的书摊上看到很多书籍上有他的法文签名。祖父多年积攒的书籍无法收回，每当回忆起这件痛苦的往事，他都会对我说一句:“张公公把书都交给邓以蛰公公了。他从昆明回来一看，一本都没有少。”言语中不仅称道了邓以蛰教授的人品，更见证了张、邓之间的友谊。
记得1972年5月，我随祖父到张公公家拜访。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张公公。张公公看上去身体有些弱，但目光还像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么犀利。他问了我几句学习上的事，就和祖父谈起公事来。我们离开时，张公公还亲自送我们到大门口。
一年后，张公公去世了。祖父陪同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邓颖超等同志一起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追悼这位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铁硬的知识分子。我在家里随长辈一起向着张公公的遗像鞠躬致哀。
直到现在，我家和张公公家还经常走动。我们这些后人时常聚在一起，回忆当时祖辈们交往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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