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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氏姐妹给宋庆龄带来的乐趣是不言而喻的。对这一点，与宋庆龄结识多年的朋友们都十分理解。“文革”前，周恩来到后海北沿住宅来看望宋庆龄，会和永清姐妹玩耍，并满面笑容地牵着她们的小手在园子里散步。宋庆龄当然十分乐见这样的场景。她说：“你们看，总理也喜欢小孩儿啊！”朋友们在给宋庆龄的信中，一定会问一问隋家姐妹的情况，他们知道这会使她高兴。
然而，带养孩子并不像想像的那样简单。看到“妈太太”受到如此崇高的尊重和礼遇，隋氏姐妹渐渐地也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她们开始要求丝袜、卷发器、手表、修指甲工具等物件。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简直算不上是一回事。但在上世纪70年代初，却只能在专供外宾的友谊商店或到国外才能买到。宋庆龄很少为自己的事求人。可是，她绝对看不得孩子失望的表情。她请朋友帮忙，一一满足了这些要求。按照她一贯的性格，宋庆龄坚持自己付款，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数目。同时，她也满足了孩子们请她托人办事的一些要求。
宋庆龄一直关注少年儿童的教育。几十年来，她提出了很多很有指导意义的、极为正确的教育思想。但是，和许多从事教育研究或教育工作的人一样，在教育自己孩子的实践上，她是不成功的。宋庆龄多年的老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曾写道：“像一个宠爱孙辈的老祖母一样，她过分溺爱这两个孩子，对她们几乎没有任何要求。”
当对隋氏姐妹的批评出现时，宋庆龄并不相信。她认为这只是嫉妒。1975年底，她写信给廖梦醒。她说：“我最近为永清的敌人疯狂地攻击她的恶毒的流言而感到非常气愤。我现在寄希望于真相和尊重事实的人。在我们见面之前，不要谈论这件事，因为心怀恶意和妒忌的人会向所有人歪曲我所知道的事实。我爱永清，我知道她是清白无辜的，虽然她有缺点。”
半年以后，她的态度有了缓和，但仍把原因归为外部的影响。她说：“人们只是别有用心地去扭曲她们姐妹俩的性格。可悲的是她们被周围的坏分子带坏了。请不要相信那些居心叵测的敌人所散布的流言蜚语。我爱她们，我准备设法不让那些妒忌的因素毁了她们的前途。我希望她们成为这个社会可以信赖的人，为我们可爱的祖国而勤奋工作。当然，她们也有她们的缺点，我有责任尽量帮助她们改正过来。下次你来看我时，如果能与她们谈谈，那就太好了。”
宋庆龄自己也曾说过：这两个女孩子既给她乐趣，也使她烦恼。随着隋家姐妹一天天长大，她们和周围一些人的矛盾也渐渐加剧。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不断传出“宋庆龄和她的秘书结婚了”、“隋家姐妹是宋庆龄的孩子”等等谣言，企图借此败坏宋庆龄的声誉。朋友们看着着急，但也毫无办法。
一次，一些老朋友到宋庆龄家聚会。趁着宋庆龄还没有下楼，便向宋庆龄信任的廖承志进言。他们七嘴八舌地说：“廖公，您是不是劝劝夫人别再管那两个孩子了。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引出了多大的麻烦。何苦呢？”听到这话，一向乐天的廖承志沉默了片刻后，缓缓地说：“你们也要替夫人想想。在上海她还有两只猫。在这里她身边连猫都没有……”于是，人们不再作声，心中都浮起一丝凄凉。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宋庆龄的心情放松了。年纪越来越大的她，对永清、永洁的关注却也越来越多。在她和友人的书信中，关于这两个女孩的文字经常出现。1977年7月，她写道：“永洁现在在外国语学院念英语，已三个月了。……她是一个很懂事、很用功的女孩子。永清仍在学舞蹈。她不幸摔了两次，双膝受到重伤，须动手术。但她不认输，仍然坚持把舞蹈作为她的终身职业。不过她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芭蕾舞演员了，她的双腿遭了那么大的罪！我很为她难过，希望她改学别的专业。”“收到你的来信时，永清和永洁正在我房里，她们很兴奋，就像是收到了你给她们的信似的。她们问道，你为什么不回来度假，同她们一起在我们住宅前的大湖里游泳。我们园子里的小溪中有很多鱼，所以厨师喜欢坐在溪边用西瓜皮捉鱼。”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两个女孩子带给宋庆龄的家庭式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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