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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写信给在法国的画家高醇芳：“约兰达二十岁，正在这里上芭蕾舞学校。詹尼特十八岁，进了外国语学院学英语。她们的父母都在上海。父亲已瘫痪十年了，所以我在照顾她们。你会发现她们很有趣。也许有一天你会回来，教她们绘画。她们会喜欢你的！”
1978年2月，宋庆龄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副委员长。终究是上了年纪，那些长时间的会议，使她感到精疲力竭。尽管如此，她却感到，“所幸的是我有詹尼特用她那强壮的胳膊搀扶我走过那些长得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去参加连日连夜的大会和小组会。”“年长的代表们都坐轮椅。但我坚决不坐，让一个年轻姑娘詹尼特（我的“被保护人”）用她有力的手臂搀着我。她很机灵，只要一见有摄影记者在给我们拍照，她马上很快地抽回她的手臂，这样看起来我好像是自己在走，没有人搀扶！”宋庆龄对永洁的精心照顾十分满意，甚至是有些得意了。
然而，周围朋友和工作人员对隋氏姐妹的不满情绪却在不断增长。年轻人朋友多、电话多，违反常规的举动也屡屡出现。这些反映使一向注重自身形象的宋庆龄无法忍受。她气恼地说：“我现在要像一只老母鸡看小鸡似的成天看着她。我真希望有个合适的人来解除我这个包袱！成天的电话，不是打进来就是打出去，大家都头疼极了。也许我老发荨麻疹就是被她气出来的！”“在北京饭店的美发厅里闲聊时，一个朋友责怪我没有把约兰达教育好。……确实，我管不了她的行动和她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样子。”
宋庆龄的老朋友戴爱莲说：有一次，宋庆龄对我说：“约兰达要买鞋，我给了她钱。可她没有买鞋，却买回了一个很大的洋娃娃。还有的时候，我教她做人、做事的道理，她却装做没听见！她还经常给我的司机点‘小恩小惠’，目的是为了能搭他的车出门！”
1979年1月，在写给秘书杜述周的信中，宋庆龄说：“关于永清的情况，我听到了很高兴，因为我日夜在担心她，怕她又去做违反纪律的事！希望她继续下去好好工作！”言语中颇有一些给人添了麻烦、心怀歉意的味道。
虽然有很多烦恼，但对这对姐妹，宋庆龄到底是充满温情的。正像戴爱莲形容的那样：“她将她们从小带大，情同骨肉。”1979年3月，她不得不匆匆结束给德国友人王安娜的信。这位整整86周岁的老人给出的理由居然是：“得照料我的两个女孩子永清和永洁了。”她得意地说：“你到我家来一定要见见他们俩。她们长得很高，很可爱。”
在“文革”以后的“出国热”中，已经转行到电影制片厂的永清，受到一个日本电影公司的邀请。她很高兴，马上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听完就怔住了，停了一会儿才说：“好！为了你的前途，应该去……”她点着一支烟，吸了起来，眼里也没有了光彩。此后的几天，她显得有些六神无主。经常拿错东西，叫错人……看到这种情况，永清决定不去日本了。宋庆龄却又说：“你要想好呵！这可是大事情。机会丢掉了，想找就找不回来了！……”但显然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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