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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克服右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除了犯 “左”的错误之外，还犯过右的错误。
如前所述，王明最初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拒绝与任何党派开展合作。但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他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这个政策的转变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促进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所以在此问题上，王明是有功的，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毛泽东后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评价说：“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 ”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王明的所有这些主张都是建立在共产国际指示的基础上，几乎是亦步亦趋，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其实这也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
1937年11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回国了。他和陈云、康生一起乘坐苏联专机抵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还在机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题为《饮水思源》的讲话，把王明比喻为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是“喜从天降”，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应该说，毛泽东对王明回国是热烈欢迎的。
王明在回国前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书记处候补书记、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地位相当高，负责指导东方国家的革命。他这次回国，感觉也非常好，把自己当做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所以一回到延安就到处发号施令。张国焘曾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 ”王明这次回国后，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极力抹杀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和本质区别，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他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
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靠自己的发展壮大来巩固统一战线，只有我们自己壮大了，国民党才不敢破坏统一战线；同时也只有我们自己壮大了，也才能真正团结小资产阶级，扩大统一战线。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的尚方宝剑，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在党内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深受其影响，导致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未能得到贯彻。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做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到武汉领导中共长江局，负责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这一时期，他一再地与中央闹独立。他刚到武汉，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37年12月2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8年2月9日，他未经毛泽东同意，就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对记者的公开谈话；3月24日，又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递交了 《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在此期间，王明还试图与延安分庭抗礼，甚至公然否认延安中央书记处的权威性，要求把书记处搬到武汉，并且指责毛泽东、张闻天不应该再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俨然要使长江局成为与中央对立的第二政治局。
在实践中，王明的这种右倾思想和宗派主义行为给中共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束缚了其发展壮大的手脚，使党未能抓住时机在华中敌后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影响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发展。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王明有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党内又弥漫着浓厚的教条主义气氛所造成的。所以，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克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整风运动，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彻底打破对共产国际的盲目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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