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过草地（油画）。
战士们在进行整风学习。
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原因很复杂，但是归根到底，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曾经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 ”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想通过整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历程，经历了许多惨痛的教训。这就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氛围，而发动延安整风是他的一项重大举措。具体说来，延安整风的起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为纠正“左”倾教条主义
延安整风之前，中共党内曾经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
1931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把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副校长时的得意门生王明推上了台。在此之前，王明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一下子进了政治局，成了政治局委员。这一年王明只有27岁，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一位。米夫对王明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搞中国革命没有他是不行的。在这种情况下，王明自然就成了能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唯一代表，从而掌握了中央实权。
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经历了一次严重危机，几乎遭到灭顶之灾，那就是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幸好当时打入中统内部的钱壮飞及时把顾顺章叛变的情报通报给中央，周恩来马上组织中央转移。此后，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变节。这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发生，迫使上海中央采取紧急疏散措施，当时决定王明去莫斯科，周恩来去江西苏区。临走前，他们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来维持工作，主要由那些刚刚从苏联留学回国、顾顺章还不大认得的人组成，认为这样便于开展工作，其中为首的就是博古和张闻天。博古当时才24岁，从事实际工作经验很少，也不是中央委员，却一下子成了总负责，可以说是一步登天。而王明之所以选中博古，也主要是看中博古的思想跟他比较一致，能忠实地贯彻共产国际路线。
后来，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这个临时中央也很快移到中央苏区，从而使中央苏区也开始直接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这种危害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军事上实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国民党军队大打正规战、阵地战，搞“短促突击”，跟敌人拼消耗；二是在政治上实行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把所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都看成革命的敌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拒绝与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合作。这一系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红军被迫长征，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关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曾写了9篇笔记，有5万多字。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以临时中央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在这次会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毛泽东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毛泽东个人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毛泽东后来曾经回忆说：在此之前，“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与组织问题，并未触及思想上、政治上的问题。张闻天在代表中央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中仍然肯定地说：“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
此后，毛泽东曾经努力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他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只是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依旧根深蒂固，一些同志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因此会议没有就此作出结论。这件事让毛泽东认识到，只有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摆脱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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