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周恩来结合整风学习，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这份《我的修养要则》手稿，是见证周恩来进行优良作风修养的稀见文献。
党的作风直接关系着党的形象和人心的向背。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其中广为熟知的是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三大优良作风”的逐步形成
我们党创立初期，就明确规定党的任务是为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大革命时期，逐步认识到革命与群众结合的重要性。如，毛泽东从1925年至1926年间，先后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初步阐明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情况和革命与群众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初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1929年9月，周恩来在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强调，红军筹款、没收地主财产等工作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同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的任务，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的任务。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批评了离开实际调查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反“围剿”斗争中，我们党更加认识到依靠群众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34年1月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重工作方法》一文中明确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活，是什么任务也不能完成的。”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一步强调了理论与实际结合、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深刻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性，为最终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毛泽东在此期间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讲话，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延安整风使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得到极大的普及和推广。1943年6月，毛泽东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科学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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