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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的社会责任教育 西北联大非常重视高等学校的社会教育功用，经常组织学生，积极发动民众的抗战爱国热情，组织著名教育专家学者，对陕南小学教师进行暑期讲习培训，以及组织各种针对校内外积极分子的培训班，如家事讲习班、看护训练、下乡宣传队等。并在师生中积极推行实业教育内容，鼓励研究实用问题。
在西北联大不断迁徙的过程中，国民政府逐渐意识到西北联大对“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具有重大意义，开始为构建西北高等教育格局做长远考虑。1938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西北联大“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南迁汉中后，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进一步指示：“西北联合大学“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久居平津繁华之地，现在要永久布局西北，西北联大的师生虽然从感情上不愿意，但从理智上，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安排，并且乐意做“文化开秦陇”的先驱。1939年5月，在西北联大城固校区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常委报告中说明了改名西北联大的意义即在于“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
西北联大“为未来储才”的专业教育 西北联大师生在异常艰苦的时代，用实际行动支持了抗战大业。除此之外，师生们并未放松对专业知识的求索，他们将专业学习与个人修养看成了抗战爱国的一部分。国文系黎锦熙教授推出了汉字拼音方案，他编写的《方志今议》更被学界奉为现代方志学的“金科玉律”；王子云在国内首次进行艺术考古，出版了《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等10余部著作；黄文弼发现西汉纸，首次论证了楼兰、龟兹等古国位置；数学系的曾炯以两个“曾定理”和一个“曾层次”蜚声海内外；地质系张伯声的地壳波浪镶嵌理论被公认为迄今为止世界地质构造的五大学派之一。
面对不同学科、不同层次高校的境况，如何统一人才培养的标准遂成了一个问题，但西北联大并未弱化学生的修养要求及学术标准，而是最终选取了向高标准看齐的态度。为督促学生刻苦学习，工学院推出了非常严苛的“末位淘汰制”：凡考试两门功课未及格者必须留级。高标准严要求也被学生所接受和认可，学生们昼夜苦读，学风极佳，出现了名噪现代高等教育史上一段“七星灯火”的佳话。
西北联大的战时教育体系无疑是当时国内高等教育战时教育的典型代表。它加深和拓宽了中国抗战战线的深度和广度，也为抗战及战后建国人才的培养作出了极大贡献。西北联大不仅给我们留下了高起点、高层次的西北高等教育体系，更给世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她贡献了振兴西北、扶助国家复兴的巨大力量，其深沉的社会责任意识也留存并激励着西北的文化教育事业。
（赵万峰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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