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尽管国民党人同共产国际接触开始，就怀疑苏式理论和实践模式，认其不能运用于中国，从孙中山、蒋介石到国民党的赴苏使者，在莫斯科或在中国国内，都高唱三民主义，共产国际对此心知肚明，但囿于其“坚强信念”，一直以为十月革命理论与实践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便一方面坚持改造或用“楔子策略”分裂国民党，另一方面始终希望国民党迟早会“明白”并接受共产国际道路。但是后者拒绝“明白”，最终也没有“明白”起来。共产国际的节节退让便发生在这个争取与等待的博弈过程中。
第五，至于共产国际来华代表，他们风华年少，有美好愿望，在俄国是布尔什维克意义上的革命者，其中有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俄国内战中建树战功。他们凭着对美好共产主义的憧憬，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如吴廷康，如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大部分成员。然而，这些代表对于共产国际的理论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因笃信而盲从而热狂。况且他们没有人在中国生活过，没有人会说汉语，想深入了解中国并把苏俄理论和革命模式成功移植到中国，纯属天方夜谭。桔生淮北则为枳，他们遵循的苏俄模式在遭遇中国形势时屡屡碰壁。加上他们不可能比中国人更加了解中国的国情，所以往往是帮了倒忙。可叹的是，这些热情家中的绝大部分回国后在1937—1938年间的苏联肃反中成了“阶级敌人”，蒙受冤屈受到杀害，即使死后得到平反昭雪，他们的命运毕竟是悲剧性的。
第六，传统的苏联史学把苏俄暴力革命当成消灭资本主义，缩短社会发展进程，跑步进入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佳道路，自认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事实是，对于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践说“不”的，不仅有第二国际及其追随者，不仅有当年的部分中国国民党人，而且有一些中共领导人如陈独秀。
第七，国民党领导的人员成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接受共产国际移植苏俄模式到中国的做法。老一些的如西山会议派，新起的如蒋介石、汪精卫等，均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这个群体的社会或个人背景，使他们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具有自己的鉴别能力。横空出世的俄国十月革命固然一度使包括孙中山、蒋介石等在内的人感到兴奋，但经过考察和研究，特别是目睹实践情况，他们冷静下来。他们认为苏俄道路在中国“扦格不通”。
从孙中山开始，他们不愿意在国民党内、在自己势力所及的地区制造苏式阶级斗争，不愿意自己乱自己。鲍罗廷据其划分左中右派的理论概括出的“楔子策略”无从施展。他试图使用的那个“楔子”，似乎多少起过分裂国民党队伍的作用，但是“壮大”了的左派最后也站到共产国际的对立面。严格地说，国民党内，确如孙中山所说，只有急进派与稳健派之分而已。从这个角度便容易理解，共产国际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时何以屡屡失手，鲍罗廷的“楔子策略”何以从一开始就遇到反弹，到最后完全失灵。乃至被“选作”依靠或援助对象或左派或革命者的国民党人，与共产国际的期望值形成了南辕北辙的态势，共产国际设计的政权结构：以陈炯明为中心统一中国，孙吴联合政府，孙中山国民党与冯玉祥联合政府，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的联合政府等，最后一个也没有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