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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淮海战役中，共动员民工543万人次，运送弹药1460多万斤，粮食9亿6千万斤。陈毅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同国民党军队屡屡弹尽粮绝，陷入绝境，成为他们多次覆没的重要原因，恰成鲜明的对照。能不能得到民众的全力支持，确实是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军事领域内，他十分重视处在第一线的将领们的意见，常同他们反复商议，认真听取并考虑他们的判断和建议。
以淮海战役为例：它的发动，起于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向中央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1页。）第二天，毛泽东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当华东野战军正准备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时，留在大别山地区的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1948年11月3日致电中央军委提出：“蒋军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指陈毅、邓小平——引者注）主力似应力求截断徐、蚌间铁路，造成隔断孙（指孙元良——引者注）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面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37页。）第三天，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邓并告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引者注）电，提出在宿蚌地区作战的两个方案，“何者为宜，望酌复”。7日，粟陈张报告，“如中原军歼灭刘汝明部作战已经完成，则建议以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段……截断徐敌退路，使李、邱（指李弥、邱清泉——引者注）兵团不能南撤”。（《粟裕文选》第2卷，第616页。）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连续起草两个电报，前一个电报，要求“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队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82页。）后一个电报更明确地指出：“齐辰电（指粟裕、张震11月8日电——引者注）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84页。）淮海战役的全盘战略设想，就是在中央军委同前线各将领根据实际情况经过反复磋商后确定的。
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评论道：“军委、毛主席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及时修改计划，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并再次重申给予总前委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引者注）‘临机处置’之权，这是淮海战役所以能顺利发展并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军情本来是异常紧迫的，但在决策酝酿阶段或情况许可时，毛泽东总是同前方将领反复磋商，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作出决断；在决策已定而情况紧急时，又要求前方将领一切由他们“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在蒋介石的作战指挥中是没有的。
中国共产党提倡：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三大战略决战过程中，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和前方将领间在这方面确实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这里还要讲一讲周恩来在三大战略决战中发挥的特殊作用。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后，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担负起西北解放军的指挥工作，以少数兵力抗击胡宗南部队的进攻。周恩来便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那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了一支八百人的小队伍转战陕北。适应当时的紧张局势，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领导是高度集中的，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是毛、周、任三个人。周恩来后来对外宾说：“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泽东、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周恩来传》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42页。）在他们转战陕北的一年内，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争形势发展之快是惊人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曾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周恩来接着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毛主席转战陕北》，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他没有提到自己，但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三大战略决战时，中共中央已集中在河北西柏坡，周恩来继续担任着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他的工作是最忙碌的。每晚都是工作到次日凌晨才去睡觉，到上午9时又准时起床，一天不过休息5个小时。他和毛泽东住的院子靠得很近，随时见面，一有什么问题，两人就交换意见，商议解决办法。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曾访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清化。他说：那时军事上的问题，主要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解决。毛泽东是挂帅的，周恩来参与决策，并具体组织实施。除了军委作战部外，周恩来还有个小作战室，由张清化任主任，相当于他的军事秘书。每天根据局势的变化负责标图。周恩来经常到军委作战室了解情况。他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以至国民党方面指挥官的简历、性格等，可以说了如指掌。有了什么情况，周恩来总是仔细地核实并弄清，然后向毛泽东报告。两人经过研究确定对策后，多数由毛泽东起草文电，少数由周恩来起草，而所有军事方面的文电都经周恩来签发。
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当时军事方面的文电来看，由于军情紧急，除很少数经过书记处五位书记共同商议后作出决定外，其他大多数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为中央军委起草发出的。发出时大抵是两种情况：一种，比较多的是在文电上由毛泽东或周恩来批有“刘、朱、任阅后发”，经三人圈阅后发出；另一种，军情特别紧迫时，就批有“发后送刘、朱、任阅”。由于文电都是毛、周两人共同商议后用军委名义起草的，不能说毛泽东起草的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意见，只有周恩来起草的才是周恩来的意见。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究竟哪些意见是周恩来提出的，由于当时只有他们两人商议，没有别人在场，现在已难以辨别，以后恐怕也无法再说清楚了。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军事从来不能同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分割开来孤立地考察。李德?哈特说：“胜利是累积而成的。在此，所有武器包括军事、经济以及心理皆有所贡献。胜利的获得，唯靠善用与整合现代国家中一切既存资源。成功则需依赖各种行动的圆满协调。”（〔英〕李德?哈特：《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27页。）毛泽东在军事指导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始终把军事同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起来考察，在此基础上作出判断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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