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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令全文如下：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
此致
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手令中所说的“虎臣”应为“虎城”，即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孝候”应为“孝侯”，即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甘肃省主席于学忠的字；“何”即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王”即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缪”即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董”即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董英斌；“余之职”即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任之职。
手令原保存者为辽宁省新民县的赵新华先生，他曾任张学良处的承启处录事，负责内禀外达工作。张学良被扣押后，赵新华又在于学忠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留守处工作。1945年4月，于学忠调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时，赵新华辞职回了老家，于学忠把一些照片、画册和这件手令石印件送给赵留作纪念。赵新华一直精心收藏这些资料，但这些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上交当时的县“彻查办”（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成立的“彻查办”组织）后不知去向。1983年夏，赵新华写信恳请中国革命博物馆派人帮助查找。中国革命博物馆接到赵新华信函后很重视，随即派季如迅和胡京春二人奉命前往，在辽宁省新民县委的协助下，分析排查线索，访问了有关人士，经过多方面查寻，先后两次去该县档案科，终于在一本《东北血泪史大画册》中找到了这份手令，并请新民县有关部门正式将手令等资料归还赵新华同志。赵新华同志十分感动，决定将这件手令及照片等资料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该手令原来断裂成四小块，现巳拓裱修复。
张学良何时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手令又写于何时呢？有人写文章说是蒋在机场重述六项“诺言”后，张学良动了感情，非要亲自送蒋回南京，接着就在飞机旁用红铅笔写了一个手令。但从手令的字迹看却明显是用毛笔写的，写的也比较从容，不像是在机场上临时写的。1983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季如迅为此专门采访了何柱国将军。何将军回忆说：“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时，我就在张的左右。张学良在机舱外和杨虎城边走边交代事情，我当时不同意张学良去南京。张上飞机时，我还拉过他。但张执意要走，打开我的手，走上了飞机。随后蒋介石等人也上了飞机。张学良在机场上没有走进什么房间，也没有在飞机旁写过什么东西。由此可以确认，手令是张学良预先写好的。”何将军还说张学良写字常有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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