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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发表文章说：“12月25日放蒋，是张突然决定的，事先没有得到杨的同意。只是蒋临行前，张才打电话请杨去。杨到了那里的时候，蒋已出来要上车了。张只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杨不好当着蒋的面和张争执，只好一道去送蒋。不料到了机场后，张突然交给杨一个手令，就是在他未回西安之前，东北军由于学忠统率，归杨指挥的命令。”何柱国的回忆文章则说：“双方终商定了和平解决事变条款。张将军还表示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请罪，以增加蒋之领导威信。……12月24日召集王以哲、董英斌和我三人，密告送蒋的决心。三人均阻之，最后建议至多送至洛阳。”当时跟随于学忠在兰州的周达夫的回忆文章说：“26日飞机送来影印的张学良亲笔信两件，一件是致杨虎城和于学忠的，大意是：蒋委员长已接受我们的八项主张，弟亲自护送回南京，所有军政事宜，请两兄共同主持，特此奉恳。另一件是致各部队长的，大意同前。”高崇民的回忆文章说：“张恐夜长梦多，就急于要把蒋送回南京，而且要亲自送蒋回去。亲自送蒋只是张自己的决定，任何人事前都没有同意的。……张学良在25日早晨到绥靖公署见到高的时候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但是我们要大仁大义到底况且外边情况并不好，我们要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件事情只要于国家有利益，牺牲我个人或东北军团体都在所不计。’并说：‘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疑不决，我就去说服杨虎城。’”
以上说明，张学良在24日已决心亲自送蒋回南京，并告知王、董、何三人，手令是25日去机场前巳经写好的，同时还写了一封给杨虎城和于学忠的信，内容大致相同。手令和信交杨虎城后立即影印并分送给各有关将领。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虽然是个人的决断，但确实是事先经过认真考虑后做出的决定，决不是一时的感情用事，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全国团结抗战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安危和团体的得失，同时也为万一发生事故预先写好了手令，作了人事安排。至于张学良为什么会断然决定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呢，史学界历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形势所迫，有人说是性格使然。张学良本人对此从未有过明确的说法。1990年，在蒋氏父子相继去世后，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的采访时说，当时周恩来是反对他这么做的，“甚至到机场想把我追回来”，但我明知去南京将被逮捕，还是去了南京，因为“我是个军人，我做这件事我自己负责”，“同时我是反对内战的，我对牺牲自己毫不顾虑”。
毛泽东在1937年3月1日接见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访谈时曾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无可否认，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是张学良在爱国主义思想主导下逼蒋和拥蒋抗日的继续，是不怕牺牲自我谋求举国一致抗日的又一爱国壮举。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后，虽然曾一度调集军队进逼西安，但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压力下，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等的努力下，维护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基本上得以保持。76年过去了，中国抗日战争早已以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载入史册，但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发动西安事变并和平解决事变的壮举，将永远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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