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杨得志红军时期轶事

“杨师长，本人败在你的手下，口服、心服，五体投地！”

1936年6月，杨得志指挥红二师，作为红一军团的前卫参加西征宁夏、甘肃军阀之战。进入陇东的第一仗，是攻打通往宁夏要冲的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曲子镇。红二师前进到离城五六里地的地方，侦察员飞马来报：宁夏军阀马鸿宾手下一个绰号叫“野骡子”的旅长，带着三四百名骑兵正在镇子里休息。

“野骡子”本名叫冶成章，是马鸿宾的亲信和干将。这个人和他的部队，杨得志早就听说过。“野骡子”这个绰号除说明他的骄横霸道，也说明他的部队是有些战斗力的。早在1935年底，时任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一大队长的杨得志，就和冶成章部下、黑马骑兵团团长马佩清较量过，一举生俘了马佩清，还发给路费放他走了。对付敌人骑兵，杨得志并不陌生。

得知冶成章就在眼前，杨得志立即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举歼灭他们!对于冶成章部的战斗力，杨得志评价甚高：“‘野骡子’这支部队确实能打，而且有不少亡命之徒。他们光着膀子，举着大刀，歇斯底里地狂喊乱叫。”战斗从下午进行到深夜，敌人大部被歼，冶成章却又带着几个马弁躲进了一个窑洞。这冶成章真有点“野骡子”的愣劲头，红军战士们向他宣传俘虏政策和民族政策，他都蛮横不理。最后，战士们扔手榴弹把他的马弁炸死，“野骡子”的腿也被炸伤，这才把他生擒活捉。可是，这“野骡子”的确“野”性难驯，不但不让红军医护人员给他包扎伤口，还大言不惭地说：“你们这是打的啥仗？趁咱没有防备突然袭击，放暗箭算啥真本事!”

“你把这匹‘骡子’牵来我看看。”杨得志对警卫员说。

冶成章个子较高，长得很壮实，50岁上下。他敞怀露胸，头发蓬乱，还真有点像一匹落魄的“野骡子”哩。警卫员告诉冶：这是我们的杨师长！他瞪了杨得志一眼，粗声粗气地说：“亘古以来没有你这种打仗法，不宣而战，背后放箭!有本事要明对明，一抵一地干，哼!”

对于冶成章的愚蠢无知和傲慢自大，杨得志没有搭理，而是义正词严地说：“现在日本鬼子打进了中国，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的军队不但不抗日，却在这一带烧村庄，毁牧场，抢牛羊，害人民，打红军!你们对人民是犯了罪的！你们对国家、对民族，对包括回族同胞在内的全国同胞是犯了罪的!我们打你们是忍无可忍，也是为了把你们‘打醒’，以便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我的话你懂吗?”

冶成章哑口无言，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一屁股坐到凳子上，双手抱住脑袋，瓮声瓮气地说：“算老子倒霉，反正这旅长当不成了，要杀要剐，听便!我不怕死！”杨得志把手枪掂在手里，说：“杀你容易得很———易如反掌。但是我不杀你，还要放你回去！”

冶成章猛地抬起了头———他当然不相信杨得志说的是真话。

这时，冶成章的夫人也进来哀求，并在身上摸了好一阵，掏出一些金条、手镯之类的东西，问：“要多少钱？”

杨得志不禁一笑：“我们红军说话算数，一文钱也不要。”“去年你们有个黑马骑兵团被我们打败过。那个团长叫马佩清，你们知道吗?”

没容那女人回话，愣在一旁的冶成章猛地站起来，惊讶地问：“啊?你就是发了三块钢洋放马团长回去的杨得志大队长？”

杨得志缓缓点头，幽默地说：“如假没有办法换！”

冶成章“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真主在上，我冶成章今生今世决不同红军打仗，再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杨师长，本人败在你的手下，口服、心服，五体投地！”

杨得志急忙拉起冶成章，语重心长地说：“你和马佩清团长都不是败在我个人的手下，是败在红军的手下，败在共产党手下，败在人民的手下。为什么?因为人民要抗日，国民党反动派却要打红军。要知道，日本鬼子打来了，他要杀中国人，并不分汉族回族;他要占中国的地，也不分汉族区回族区。……所以，你如果真正服了，就不要听信蒋介石那套鬼话，有力气，有本事，就和各族同胞一起把日本鬼子赶出咱们中国去!你这个人打仗还是有些经验的嘛!”

此时此刻，冶成章真服了，他叫着自己的绰号说：“我‘野骡子’闯荡江湖半世，自以为是，真主为上，义气当先，其实是个武夫之辈。杨师长虽年少于我，讲的却是至理名言。我冶某佩服，佩服。”

1949年9月，杨得志、李志民等指挥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和平解放宁夏，当年的黑马团长马佩清来访，告之：冶成章被红军义释后，立即脱离了军界；每与马鸿宾交谈，必盛赞共产党，对马鸿宾这次走上和平起义道路有很大影响。

“他们有许多教授———大名鼎鼎来———我们呢?有！毛主席就是头一位嘛！”

1936年6月1日，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一期开学典礼正在举行。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正式宣布：林彪担任校长，罗瑞卿担任教育长，学校分三个科。第一科大都是红军师、团以上干部，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苏振华、刘亚楼、张爱萍、彭雪枫、杨成武、谭政等38人。这时，作为红二师师长的杨得志，论战功完全够资格进入“红大”学习。不过，他正挥戈奋战在西征甘肃、宁夏的战场上。听到许多老战友进入“红大”学习，他内心非常羡慕：什么时候，自己也能进入“红大”学习啊！

历来说，“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1937年1月，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迁到延安继续办学。于是，原来计划的“红大”第二期，自然而然地称为“抗大”第二期。就在1月底，杨得志接到上级命令：到红一军团部带领一批干部，到延安“抗大”学习。到了军团部，杨得志才知道：参加这次学习的五六十位干部，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带队的是陈赓、杨得志。

对于这次学习机会，杨得志非常珍惜：“一个挑煤、修路、打短工的农民的儿子，能进自己的大学学习，怎么能不兴奋，不激动呢?”

陈赓一见杨得志，便一本正经地说：“老杨呀，咱们要做同学了。”

杨得志知道，陈赓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便诚恳地说：“你是黄埔的老毕业生，我还没进‘抗大’的门哩！”

陈赓大手一摆：“咱们的‘抗大’和黄埔可不一样啊。”

第二期开学不久，副校长刘伯承来校讲话，他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叫做‘抗日军政大学’。同志们，我是上过大学的，而且是在外国上的。毛主席问过我，说：我们的这个大学可不可以和人家的大学比呢?我说可以比，硬是可以比来。他们有宽敞的教室———大得很来———我们没有;他们有漂亮的教学用具———我说的不只是桌椅板凳噢———我们没有;他们有许多教授———大名鼎鼎来———我们呢?有！毛主席就是头一位嘛！周恩来同志就是嘛，他可是吃过面包的来。还有朱德同志和好多老同志都是嘛!你们在座的不少同志指挥过不少漂亮的战斗，也可以当‘教授’嘛!怎么不可以呢？完全可以嘛!我们还有他们根本没有的，那就是延安的窑洞。所以那天我对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学校也可以叫‘窑洞大学’嘛!你们同意吗?”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回答了刘伯承。

刘伯承继续说，“同志们，你们打了多年的仗，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现在中央要你们从理论上加以提高，还是为了打好仗。用战士们的话说:学好本领打日本嘛！”

刘伯承的话，言简意赅，坚定了杨得志刻苦学习的信念。

“抗大”住窑洞，露天上课，背包当凳子，膝盖当桌子，这些困难对于杨得志，都算不了什么，最难的是，他的文化和理论基础差。回忆“抗大”刻苦学习，杨得志晚年感慨万端：“那时没有教科书，讲义也极少，每队有几份，大都是油印在又黄又粗的纸上或者是标语口号纸的反面，有的字刻得潦草，难认得很。有时教员讲半天，有些记不下来，只得全凭脑子‘储存’。现在想来，年轻真是一‘宝’———脑子好，记忆力强，接受能力也快……在‘抗大’对我帮助很大的同志很多，但印象深的是陈赓和姬鹏飞同志。”

毛泽东在“抗大”的讲演，给杨得志的印象最深：“毛主席那时才四十几岁。他来讲课，总穿一身灰布军装，不戴帽子。乌黑浓密的头发显得有些长，也有点乱，大概是因为工作太忙顾不上理。宽大的前额好像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他讲话的语言特别生动诙谐、通俗、易懂，又非常深刻。”有一次，毛泽东给杨得志等学员讲到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时，打了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对付蒋介石，就要像陕北的农民赶着毛驴上山，前面要人牵，后面要人推，牵不走还得用鞭子抽两下，不然它就耍赖、捣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们用的就是陕北老百姓这个办法，迫使蒋介石起码在口头上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接受了一致抗日的主张。“毛主席风趣幽默的讲话，不但把我们全吸引住，而且深深地印在我们脑海里了。”

诚如杨得志自己体会的：“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正确的理论又是指导实践的锐利武器。‘抗大’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水平。对我个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