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同时，临时中央也于10月6日召开会议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会上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的威信。”
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也曾提到“泽东可调到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这个意见与宁都会议作出的“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的决定是一致的，是中央当时以“左”倾冒险主义为指导势所必然，同时也是由于他刚回国，对国内特别是中央苏区的各种情况不了解所致。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了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在毛泽东受排挤之时，张闻天来到了中央苏区。
1932年底，张闻天化装成一个有钱的商人，在地下交通员的陪同下，登上驶向汕头的客船。抵达汕头后，又在那里的秘密交通站上船，被送到大埔后秘密地坐船前往福建、广东交界的游击区，上岸后再由武装交通队护送。
张闻天到达瑞金是在1933年1月中旬，没过几天，陈云、博古等也陆续到达。上海临时中央总算安全地撤到了中央苏区。
当时国民党军正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经过两个月的激战，红军竟然消灭了敌人两个师，并在宜黄南部地区取得了第二个战役的胜利，缴获枪万余支。此时的张闻天不能不思考：为什么六届四中全会后临时中央直接领导的城市工作均遭到破坏，就连上海的党中央也不能不被迫迁入中央苏区？而毛泽东等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却能不断取得胜利，可此时的毛泽东却被王明的错误路线排挤出了红军的领导岗位。
1月下旬，博古到达瑞金后即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出席。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推选博古为书记、总负责人（据张闻天1943年整风笔记）。张闻天担任常委兼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
这时张闻天是支持王明路线的，但中央对所谓的“罗明路线”的斗争，使他的思想又一次产生了震动。
当时，新的中共中央局刚一成立，中央局领导人就以疯狂的态度领导着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斗争，在2月8日作出的决议中，提出了“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借二十万担谷子”等任务。
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些任务显然是过高过急了。为完成这些任务，他们又一次拿出惯用的“法宝”—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次找到的典型是罗明。
罗明是开辟和坚持闽西根据地的老干部，时任闽粤赣省委（时称福建省委）代理书记。1932年夏秋，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已开始组织。十九路军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已经会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从东部向闽西根据地进逼，很快占领了龙岩全县与永定、上杭的部分地区。闽西苏区东部的局势十分紧张。这时，毛泽东正在汀州（闽粤赣省委所在地）养病。他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撤销了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之后，住进设在这里的傅连暲主持的福音医院的。恰好罗明因随主力红军攻打漳州时跌伤腰部也在这家医院开刀治疗。在罗明伤势好转后，毛泽东曾同他进行了长谈，并指出应在龙岩、上杭、永定边区坚持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牵制和打击十九路军，这对于粉碎第四次“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罗明出院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进行传达。大家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派罗明担任驻上杭、永定、龙岩边区的全权代表，直接领导杭、永、岩边区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2年底至1933年初，罗明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和省委的决定，有效地完成了任务。
中共中央局成立以后，接连下达“猛烈扩大红军的指示”，限时限刻要求地方输送大批新战士补充红军。为完成扩红任务，杭、永、岩被迫把县独立团、区独立连、独立排连人带枪编送到红军主力。地方红军得不到补充，敌人便乘机向边区进攻。这就严重影响了处在战争前沿的边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边区干部和群众对能否保卫边区产生了悲观消极的情绪，对在边区如此猛烈地扩红也有意见。罗明即接连给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1月12日）和《关于杭永情形给闽赣省委的报告》，坦率地反映了当地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罗明认为：“猛烈地扩大红军”并将地方武装连人带枪整体抽走，已经造成脱离群众的恶果。对边区与中心区应该有所区别，扩大红军应以长汀等苏区内地为中心和重点。
早在1932年二三月间，罗明奉调上海时，张闻天就同他讨论过福建省委工作，并共同草拟过中央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信。可能是曾经过问过福建省委工作的缘故，张闻天刚将《斗争》与《红色中华》的事理出头绪，就被派到汀州检查工作，贯彻2月8日的中央决定。在那里，张闻天听取了省委的汇报，省委也将罗明写的上述意见和报告转交给了张闻天。
以博古为首、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中央局领导，对于罗明从边区实际出发提出的意见，不仅没有引起重视，反而把它看做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抓住它发动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刚刚创刊不久的《斗争》的第三期成了反“罗明路线”的专号。
张闻天一开始就参加了博古导演的这场错误的党内斗争。他在博古报告之后两天，写成了《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一文，同中央局的决定、博古的报告一起发表在《斗争》第三期上。文章的口径同博古一致，认为“罗明路线”是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的具体表现”。张闻天指出罗明反映的闽西东部边区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与当地的实际情况勾画了“一幅充满悲观失望妥协投降的图画”。他认为罗明分析的“目前问题的中心”是在于“党没有很艺术地来领导武装斗争”，主张“依靠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武装力量”，“组织和发展胜利的武装斗争”，哪怕是很小的胜利也好，来提高群众的情绪和斗争，“是机会主义者的胡说”。张闻天还严厉批评闽粤赣省委大多数同志对“罗明路线”斗争不坚决，是采取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无异于向“罗明路线”“妥协与投降”。中央局的决议和博古的报告为这场错误的反右倾斗争确定了基调，进行了动员和部署；张闻天的这篇文章则从“事实”与“理论”两方面为这场斗争提供了依据。
在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张闻天并不是主角，但在开始阶段他参与了领导。3月下旬，他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当时，邓小平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他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而主张由群众武装到地方武装再到主力红军；反对同敌人硬拼，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而在不久前，在进行“围剿”的粤军攻击下，寻邬县苏区不幸失陷。于是，邓小平被轻率地指责为同罗明一样“表现对群众力量的悲观失望的估计”，“表现了张皇失措与退却逃跑”。在张闻天指导下的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于3月31日作出决议，批评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为特征的“江西罗明路线”。从指责会、寻、安三县的工作扩大到江西其他各边区县委，掀起了一场以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这场斗争发动起来之后，张闻天的精力转向政府工作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