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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初，毛泽东连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原来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也紧靠在一起。共事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他们之间逐渐接近起来。
张闻天不但在他主编的《斗争》上连载毛泽东的两个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并且也按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精神，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
1934年4月，标明“张闻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了。这是毛泽东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和张闻天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合集，当时被赞誉为 “苏维埃工作经验的结晶，宝贵的指针”。 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看做是张闻天和毛泽东开始合作的一个标志。
张闻天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要请毛泽东来参加指导，特别是关于对根据地经济工作的领导，张闻天非常重视毛泽东的意见，经常叫下面的同志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由于工作关系，两人曾对许多重要问题进行多次细谈，张闻天都很认真地听取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诚恳地接受意见。在当时，由于他处处维护和支持毛泽东，曾受到一些人的讥笑，但他总是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正如张闻天所敏感地意识到的，让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实际是把自己排挤出了党中央领导核心层，也是用这种安排来排斥毛泽东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张闻天为人正派，他并没有按博古等的意图去做。他采取同毛泽东合作、对毛泽东尊重的态度。张闻天就职以后，同毛泽东长谈了好几次，倾听毛泽东移交工作的谈话。经济工作本来不是毛泽东管的，张闻天接任以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经常向毛泽东汇报和请示，毛泽东还是参与了经济工作方面重大问题的决策。
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1934年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后，党中央迁到云石山，中央军委迁梅坑。毛、张的住处都一起搬到了云石山上的一座小庙—云山古寺里。堂屋的一侧厢房住着毛泽东与贺子珍一家，另一侧就是张闻天的房间。他们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关心。毛泽东1934年9月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赣南省委给张闻天打电话求助，他立即派傅连暲从瑞金星夜赶去诊治。
当然，促使张闻天同毛泽东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对不少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对党内生活中有共同的感受。
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在实际工作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上同博古产生分歧。“博洛矛盾”的发展导致张闻天在组织上受到排挤。张闻天是在长征即将开始时才从闽赣回到瑞金的。这时，长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由最高“三人团”决定。张闻天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 。毛泽东从于都回到瑞金比张闻天还要晚，当时在党内的境遇更差。张闻天此时的这种感受，在毛泽东的心里已经是郁积多年了。眼看反“围剿”战争失利，不得不离开这块血汗浇灌的红色国土，他们心中都充满了抑郁、愤懑。出发前一天，张闻天同毛泽东坐在云山古寺前黄槲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张闻天把心中的不快全都向毛泽东谈了出来。张、毛之间的这次坦诚谈心，使他们的接近与合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张闻天从思想认识、方针政策以至策略路线方面逐步挣脱“左”的桎梏的过程，也是同“左”倾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的分歧产生、发展的过程。博洛之间政治上的分歧，首先产生在对于“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也即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变化的认识上。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中间势力的变化，中华苏维埃和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这个宣言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思想，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正确的。
可宣言发表后，总书记博古仍坚持教条主义的态度，认为“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不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因而把体现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这个宣言当做“儿戏”。
张闻天却坚决拥护这个宣言，不同意博古的意见。进入苏区以后，张闻天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在《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中对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我党提出的那个宣言绝不是“儿戏”，绝不是“宣传口号”，“而是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他曾严肃地说：“宣言不仅是宣传的口号，也是行动的口号，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与政策，是张闻天同博古的又一个分歧点。张闻天在这个时期仍是中央的负责人之一，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上还被正式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并在同年召开的二次“全苏”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同前一段不同的是，他不但较广泛地接触了苏区的实际，而且亲眼看到了苏区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所暴露的问题。他在这一时期撰写的一批以批评极左现象和极左政策为主题的文章就表现了他的思想变化。
这些文章共有八九篇，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反对所谓右倾为主题（反“罗明路线”等）的文章（三四篇），而且批评的范围也较为广泛，涉及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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