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毛泽东与张闻天：跟着真理走》，张树德 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广昌战役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张闻天和博古、李德的分手。毛泽东向中央提出的正确建议多次被李德、博古等拒绝，红军只剩下长征一条路。
张闻天曾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一文中写道：“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在对待一个问题的态度上，直接导致了张闻天与博古、李德的分手，与毛泽东站到了一起。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广昌战役应采取的战略战术。
1934年4月10日，广昌战役打响。广昌位于盱江西岸，是军事战略要点，中央苏区的主要门户之一。广昌县城西北傍山，山高约200米，伸延数公里；东南是丘陵地带。广昌地处几条要道的汇合点，南达宁都、石城，是守卫中央苏区中心瑞金的要冲。
1934年3月，敌人集中11个师的兵力，自盱江两岸夹江南下，缓缓向广昌做堡垒推进。广昌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军北路军和东路军进到黎川南至泰宁一线，沿盱江东西岸在宽十华里的广阔地面上，采用“东岸受阻，西岸推进”、“西岸受阻，东岸推进”的战法，步步为营向广昌推进。
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减员很大、十分疲劳的实际情况，决定调集红军主力坚守广昌，由博古、李德赴前线直接指挥。
博古、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与敌人“决战”。张闻天与毛泽东都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对洛、毛的意见，李德、博古根本不听。他们调集红军主力九个师的兵力，亲赴前线指挥，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
他们在前方组织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担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被放在远离前线的瑞金留守。他们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五、九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同有着优势兵力和武器的敌人进行“决战”，而李德、博古却躲在距离广昌六七公里的坑道里指挥战斗。
当时，广昌城没有城墙，周围均是平坦开阔地，以红军当时的条件，特别是在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要死守广昌是十分困难的。鉴于此，广昌战斗时，彭德怀再三说明广昌无法坚守。但李德置若罔闻，坚持保卫广昌。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中最为激烈的一次战斗。当时，敌人有11个师，由罗卓英指挥，正面五公里，沿盱江两岸的丘陵地带构筑堡垒，步步向前推进。红军则集中一、三、五、九军团的九个师，预先也在这一地带构筑了很多碉垒，以堡垒对堡垒，准备决战。敌人在狭小的正面上以重兵打击红军，红军则对敌实行短促突击。敌人在盱江左岸前进，碰到我们的短促突击时，马上停止，以一个纵队在原地做工事，另两个纵队则沿河上桥梁，转到右岸前进。等到右岸又遭到我们突击时，又转到我们左岸前进，如此反复辗转前进。刘伯承曾称之为：不叫打仗，叫做“滚仗”。 就这样，从甘竹到广昌20公里，整整“滚”了18天。这期间，红军尽管给敌以重大杀伤，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从4月10日至28日，红一、三、五、九军团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敌人依仗空军、炮兵的优势，以平均每天四华里的速度，向广昌步步为营地推进。坚守广昌的红军虽然英勇战斗，但由于指挥的根本性错误，兵力消耗巨大，终于不得不放弃固守广昌的计划，在4月28日撤离。
4月27日，周恩来致电博古、朱德、李德：在我主力受到较大损伤，而广昌支点直接作战又无把握时，原则上同意放弃广昌，但仍须以一部扼守广昌，迟敌诱敌，抽一军团秘密东移，突击汤（恩伯）敌。并表示“最后决心由你们下”。第二天，红军被迫撤出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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