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由于前述原因，加之赫鲁晓夫的善于钻营，他开始青云直上。
1933年，赫鲁晓夫与卡冈诺维奇一起带头称斯大林为“我们的导师和领导人”，并第一个称斯大林为“天才的领袖”，紧紧追随斯大林。特别是在1934年的联共（布）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竭力称颂斯大林为“天才的领袖”，成为这次大会上唯一一个这样称颂斯大林的人。于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35年，他便任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
同年2月1日，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修改1924年苏联宪法，成立了31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斯大林任主席，布哈林、拉狄克等人也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在次年11月召开的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作了题为《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这部宪法的最后文本。赫鲁晓夫也趁机竭力歌颂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
在接下来的大清洗日子里，赫鲁晓夫更是加紧跟随斯大林，坚决支持处决那些他曾经赞扬过的人，如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等，并提出“更紧密地把党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团结在斯大林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和伟大的斯大林周围”，从此提出了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尽管这些过分的吹捧曾一度引起了斯大林的不安，但是1938年初，斯大林还是提议，由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这个职务赫鲁晓夫一直任到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次年任政治局正式委员。原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科西奥尔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丘巴尔都曾是赫鲁晓夫的老领导，他们都曾对赫鲁晓夫的成长、晋升有过贡献，也曾经受到过赫鲁晓夫的敬重。然而，此时的赫鲁晓夫一上台便翻脸不认人，1939年2月，两人先后被处决，赫鲁晓夫对此“功不可没”。
1944～1947年，赫鲁晓夫任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49年12月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兼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
……
不可思议的是，对于与苏联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且历史悠久的中国，赫鲁晓夫却是那样的陌生。当然，在俄国革命以前，两国很少接触，像他这样的人，除了从照片上看到的，对中国可谓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士兵在东北同日本人打仗，使两国关系接近一步。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同孙中山建立了联系。
俄国内战期间，赫鲁晓夫和中国人有过一些间接的接触。在赫鲁晓夫服役的那个团里没有中国人，但其他部队有。他记得，俄国的红军士兵常常说起中国人打仗如何如何勇敢。俄国士兵还常常拿中国人说话的样子来开玩笑——“给面包，我吃了面包，机器就开动了；不给面包，机器就开不动”。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人在战斗中确实是无所畏惧的，他们是好士兵，因而也是好战友。
1927年，赫鲁晓夫经历了一件有趣的事：当时他担任尤索夫卡地区党委会的组织部长，有一个叫阿赫图尔斯基的熟人到尤索夫卡来找他。在顿巴斯，人们都知道阿赫图尔斯基是内战的英雄。早在1919年赶走德国人的斗争中他就出了名，后来在反对白卫军的战争中，他又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装甲部队的指挥员。他是一位勇士，但是应该说，他在政治上从来没有达到很成熟的程度。他一半是共产主义者，一半是无政府主义者，很像马赫诺［1］。一天，阿赫图尔斯基拿着一张党证出现在区党委办公处，和往常一样，喝得醉醺醺的。
他说：“赫鲁晓夫同志，给我一个公函，我好立刻到中国去。我要去打蒋介石!我要去参加攻打上海!”
赫鲁晓夫对阿赫图尔斯基说，中国人没有他也会干得很好的，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不用他的帮助就会拿下上海。
在赫鲁晓夫的印象中，当时反蒋武装斗争的组织者们在苏联人民中间是很有声望的。其中有中国红军的司令员朱德，他是最早举起反对中国反动势力的旗帜的人物之一。另一个是高岗。此外，苏联人民也知道共产党的主要敌人的名字，如吴佩孚和张作霖。他们认为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以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及其领导人，赫鲁晓夫知道得并不多。他任莫斯科党委会书记的时候，刘少奇来过莫斯科，但他没有跟刘打过交道。
至于毛泽东，赫鲁晓夫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武装斗争、创立根据地的运动，已经开始为国外所知晓。例如：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上，高度赞赏毛泽东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称《报告》“字字精练，耐人寻味”。
1927年5月27日出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第95期），就用俄文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6月12日出版的《共产国际》（英文版）上也刊登了这篇论文，并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说明：“在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最清晰”。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在第二次全苏会议上的开幕词》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同年，共产国际便出版了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的报告的俄译本。年末，这本小册子的英译本问世，由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这是最早翻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34年8月左右，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翻译出版了第一本毛泽东文集，书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内容包括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其他三篇文章。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35年的档案中就有《毛泽东传略》。《传略》中写道：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中华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1935年12月1日发行的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第33、34期合刊上，在《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袖》专栏中，将毛泽东、朱德、方志敏作为“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导者”予以介绍和报道，文章还附有三人的素描像。署名赫（俄文字母为X的作者）在文章中作了如下叙述：“毛泽东曾对他的一位同志说，‘作为共产主义者，并不意味着只是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我们不是政客，我们是身受残酷剥削的勤劳人民的党，是从地球上消灭一切腐朽势力的革命政党。死，只不过是肉体上结束生命。共产主义者如果能以自己的生命、智慧和勇气给人民带来利益，那就应该在所不惜。共产主义者必须勇敢而自豪地贯彻党和人民的意志。为人民的利益而生，与人民共患难，为人民的幸福而战斗的党是无敌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战胜劳苦大众的战斗的先锋队——共产主义者的党。’这是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的誓言，这些简明而坚定的语言，把中国人民的传奇式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形象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赫的文章最后说：“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不屈不挠精神，惊人的胆略，杰出的革命指挥官和政治家的组织者，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忠实的儿子毛泽东的形象。”
特别是到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后，《真理报》1935年12月12日撰文写道：当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南下时，“毛泽东在赣东北采取行动。在士兵中的共产党员的帮助下，他成功地策动一个团起义并把它拉了出去。一路上许多贫苦农民的支队和矿工战斗小组投奔毛泽东。经过长途跋涉和艰苦战斗，他把这支队伍带到了江西宁冈县”。并且说“毛泽东亲手创建了江西省第一个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