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1936年2月《共产国际》杂志在《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导者》专栏中还以《毛泽东——中国穷苦大众的领袖》为题介绍了毛泽东。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著作的出版和宣传，扩大了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中的影响，为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赫鲁晓夫这一时期对这些非常无知，对王明知道得倒不少。这可能是因为那时王明是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的工人中享有盛名，苏联人常常请他到工厂去发表演说，他从不拒绝。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比以前更加关心中国了，他们集中力量给予毛泽东必要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其原因在于：一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在领导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确立。从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在中央的地位逐步提高，特别是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已逐渐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者。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党应以毛泽东为首来领导。”从此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的领袖。二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使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小兄弟”也不能不有所重视。三是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从国际战略角度出发，需要中国这个远东的战场来配合，以免与日德两面作战。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宣传也必然地增多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不断地报道了中国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同时也介绍了毛泽东有关抗日战争的重要讲话和文章。
1937年第9期《共产国际》（俄文版）刊载了毛泽东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一文。这样，通过《共产国际》，国外人民可以了解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抗日民族战争的一个纲领性文件的全部内容和主张。1937年12月31日出版的《国际通讯》第17卷第57期，报道了毛泽东与大公报记者的谈话。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谈话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十分艰苦而残酷，应该说共产国际在对外宣传毛泽东及其军事思想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关怀和支持，毛泽东思想向外传播是十分困难的。
1938年第2期《共产国际》又登载了《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8年第6期登载了《毛泽东和美联社记者的谈话》，1938年第10期登载了《毛泽东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
1939年第4期《共产国际》登载了毛泽东的著名论著《论新阶段》。这是毛泽东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1938年11月2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第57期（扩大的六中全会专刊）全文发表。12月，延安解放社、重庆新华日报馆和中国出版社出版了这一著作的单行本。1939年2月23日是苏联红军建军纪念日，毛泽东为苏联红军21周年纪念应苏联《真理报》征文而撰写了《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的文章。同年3月，在联共（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曼努意斯基代表苏联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国际第二支部是在自己国家、自己人民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的支部，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党，毛泽东和朱德等政治领导者和天才将领是品学俱全的人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物。”
同年，《共产国际》第6期发表了署名庄熊的《毛泽东》一文，介绍了毛泽东的传记，写道：“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勇敢战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这就是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毛泽东的形象。”［1］
1939年第8、第9期《共产国际》刊登了毛泽东于1939年9月1日接受新华日报社驻延安记者的谈话——《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
1937～1948年，共产国际和苏联邀请毛泽东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报刊撰写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等文章，进一步扩大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国外的影响。
应该说，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活动的宣传是积极的，对毛泽东思想在国际上的传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来，苏联红军挥师南下，胜利地占领了东北。日本被打败了，他们放下了武器，苏军把这些武器移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人。
关于移交缴获武器一事，苏联同盟友原先已经签订了一些协议（指苏联同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因此他们必须避免给人以把这些武器直接送给中国红军的印象。据载，当时的做法是把这些武器收拢起来放到某个地方，让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寻找。中国红军就这样用从日本人手里缴获来的武器装备起来。对此赫鲁晓夫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感谢苏联政府。这个“苏联政府”就是斯大林。
赫鲁晓夫当时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斯大林同中国人之间的事情并非全都让他知道，他只知道应该让他知道的事。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知之甚少，他真正认识毛泽东，还是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到苏联正式访问之后。
［1］ 李森科Lysento，Trofim Denisovich（1898.9.17~1976.11.20），苏联农学家、生物学家，曾提出米丘林生物学。1948年苏联生物学界完全承认了米丘林生物学，1954年以后又对之展开批判。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
［1］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73页。
［2］ 同上。
［1］ 在俄国内战时期，马赫诺是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和农民领袖，曾同白卫军打过仗，后来转过来反对苏维埃政权。最后，他逃到了国外，并在巴黎定居。
［1］ 原载日本《亚洲季刊》杂志，1978年第2期，《苏联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最新的中国现代史资料》，作者重森宣人，转引自《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第323页。
毛泽东在赴苏联的火车上，前去送行的及同行的有周恩来（右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右三）、刘少奇（右五）等。
1949年12月21日，苏联莫斯科，在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和斯大林、赫鲁晓夫等在一起。
［1］ 罗伯特?佩恩：《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第259页。
［2］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页。
［1］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6～7页。
［2］ 罗伯特?佩恩：《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第258页。
［1］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第246页。
［2］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第222页。
［1］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14页。
［2］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国史》第14卷，《人民共和国（1949～1965）》，第2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