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礼物：如何看中国对非洲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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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像莫塞斯·奈姆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流氓捐助者”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崛起是有些人担心的理由，但这没有必要引起那些将中国的援助和参与谴责为不稳定因素，认为它们对治理有害，不会帮助非洲摆脱贫困的人的惊慌与恐惧。许多对中国援助与参与的惊慌和恐惧都是建立在错误信息基础上的，并且所发出的警告与事实是不相符的。

中国的援助额并不巨大，传统捐助者向非洲提供的援助要多得多。一些媒体或其他研究者所公布的“援助”数额严重误导了民众。比如，美联社在2008年一篇报道中称中国总理说自开始援助计划以来，中国共向非洲提供了“440多亿美元的援助”，实际上，中国总理说的是440亿人民币（57亿美元）。《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声称2006年中国对非援助为“富国全部发展援助的三倍”。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据我的统计，尽管中国自2006年至2009年对非官方援助增长很快，达到了一倍以上，但数额仍不是很大，所占比例还是相对较少。2008年，包括债务减免，非洲从中国获得了大约12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与之相比，美国在2008年向非洲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数额为72亿美元。

中国的出口信贷额要远远大于援助额，但却没有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多。中国在安哥拉和刚果等国采用的新的方式是以从日本学到的体制为基础的：大规模应用信贷，这些信贷以有竞争力的市场利率为基础，与中国的机械、设备和建筑服务相挂钩，用石油或其他资源来偿还。这就是“双赢”的本质。这些信贷并非没有风险。债务可持续性就是一个问题，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横扫非洲，人们也加大了对这方面的关注。然而，这种方式为建设急需的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机会。中国的银行可以担当被互惠互利的需求所包围的非洲领导人的“约束机构”。这些协议可以直接将矿产收入引入发展项目。这是解决困扰许多非洲国家的“自然资源诅咒”的一种可行的方法。

中国有句话叫做“要想富，先修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启动的“四个现代化”着重强调了基础设施建设。他们修路，架桥，建设农村电厂，对农业进行现代化和引进工厂。他们试验了不同的方式，如经济特区。中国的“北京共识”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接受试验和避免盲从。他们向非洲提供的协议以日本和西方国家数十年前向中国提供的类似协议为基础，因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人认为他们也可以通过商业，而非援助的方式获得收益。尽管西方国家经常改变它们对非洲的发展建议、项目和方式（20世纪70年代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80年代的政策改革，90年代的治理等），但中国却从未宣称知道非洲必须如何发展。中国认为不应对援助施加任何政治和经济条件，各国应自主寻找摆脱贫困的道路。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对过去几十年针对援助施加的许多条件的价值产生了疑问。在经验教训和援助与合作方式等问题上交换看法，而非相互批评，将会使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形成更好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