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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过去公开的和内部的报刊资料
转引当年报刊杂志资料的重要作用无需赘言，笔者在疏理史料时就是逐日对照《人民日报》，从而解决了大量问题。这里主要谈一个极有史料价值的内部刊物——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编辑发行的《内部参考》。这个刊物当年是仅供中共高级干部阅读的，其中报道的国内外重要新闻，一般都是公开报纸甚至《参考消息》上都不予刊载的。
除了对国外情况的报道外，《内部参考》还大量刊登了国内各地区的民情，既有各级党政军和社会团体的工作情况，也有社会各阶层情绪和反应。尤其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这个刊物提供的信息不仅数量极大，而且内容真实，是了解社会基层活动的绝佳材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所幸《内部参考》现在已经成为史料，在海外一些图书馆或资料室都有收藏，并可以大量复印。
◆谨慎使用回忆录和口述史料
目前，中国出版的大量回忆录以及作者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是当代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在历史研究中，需要研究者本人找到对历史的感觉，而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场景、气氛和当事人的感受，却往往无法见诸于档案文献的白纸黑字。所以，这种感觉在呆板的档案文献中是很难找到的，这就需要依赖当事人的叙述进行弥补。过去曾有一段时间里，有些重要会议，包括政治局会议，一般是不允许做记录的，但有的与会者因为工作需要有时可以做个人记录。这些材料也是查阅档案无法替代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吴冷西的回忆录。但是，回忆和口述史料也有一个重大缺陷，很可能因时间久远，记忆模糊，或受到个人情感和立场的干扰，当事人所述情况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有些人写回忆录，有条件核对档案记载，又具平常心态，这比较让人放心。但也有很多人是单凭自己的记忆或好恶，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引用时特别谨慎，办法就是尽量与相关的文献史料进行比较和鉴别。
◆充分利用俄国解密的档案文件
近年来，俄国档案解密和利用的情况已众所周知，其重要性对于研究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历史尤其值得注意。这不仅在于中国此期间的发展与苏联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受苏联影响甚大，而且在于中国档案资料的缺憾往往可以从俄国档案中得到弥补。且不说斯大林在世时，中苏两党会谈时，不许中方当场做记录，就是后来有了记录，中国目前公布的也是极少数。例如，在笔者收集的俄国档案中，有关1949-1952年刘少奇的谈话记录和电报共17件，而目前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4卷本，只收入了2-3件。再有，对比中苏双方的记录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时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大量使用俄国档案研究中国史，或许也可以看做笔者在史料引用方面的特点之一。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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