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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由毛泽东亲自改定、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提出：“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还强调说：“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
重视和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作用，是我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光辉传统。从中央苏区开始，我们党即十分注重运用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其间，党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首开舆论监督先河，创刊不久即辟有“突击队”、“工农通讯”等专栏，专事舆论监督。而在开设上述专门舆论监督专栏之前，就于1932年2月24日在第11期7版刊登了一篇署名朱权写的曝光通讯《西冈区的严重现象》，可谓中央苏区舆论监督第一篇战斗檄文。该文不长，现照录于下：
西冈区的工作据说在会昌要算为顶好的一个区，会昌县来信也是这样说的，可是我们在西冈区住了二十多天，派了几位同志到各乡去工作回家的报告，及我个人调查所得到的事实，不仅是令人不满意，而且感觉到西冈的工作太严重。其主要表现是：
一、土地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区乡政府所有委员都说：“田地、山林、屋宇、池塘，以及一杆竹都分了。”但是问农民时则说：“不知道分了田没有？我也不知分的田在什么地方……”与政府职员说的恰恰相反，究不知是甚么一回事。土豪的大房子空着无人住，第二乡政府住在破烂像厕所的屋子里。有的乡田是分了，却有很多雇农因无耕具及工本而不愿要。（第五乡西冈最好的一乡）有的便一乡留一千一百八十一担公田，农民每人只分到五担半田，将来又不知道要派多少工来耗公田。所以对农民土地问题，仍旧是表示不满，有的只是名义上的分，实际上仍未分。有的乡是分土地给一切人。
二、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因为土地问题未解决，政府办事人有些不好，所以群众对苏维埃的信仰很少。二月1日区政府召集群众大会欢迎五军团，结果游击队仿效警察拉夫的办法，去圩上（逢会）拉了二十余人到会，武装示威大会到会的不满两百人，还是事先宣传了很久的效果。贫农团有两乡有组织，雇农工会反帝大同盟、拥护红军委员会、赤色互济会完全无组织，群众对豪绅地主富农的斗争更谈不到。
三、各级政府没有本身工作。各级政府除写路条，帮着五军团买米，以及吃饭睡觉外，整天无工作做。上级来的通告、命令、决议，从未见着讨论过执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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