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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蝗蔽空日无色，野老田中泪盈血，牵衣顿足捕不能，大叶全空小枝折。”明代诗人郭敦的诗句，可以说是对历史上特大蝗灾所酿危害的生动写照。
1942年，太行山区持续干旱，很多地方的庄稼减收，有的田地甚至颗粒无收。等到1943年秋天，人们好不容易盼来一场雨，却是倾盆暴雨，涝灾接连。紧接着一场历史上罕见的蝗灾，又袭卷了整个太行山区，仅有的农作物被蝗虫吃光、毁坏，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当地军民的生活可谓是雪上加霜。
面对罕见的蝗灾，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29师和太行军区，带领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在抗日关键时期发动了一场特殊的战役“打蝗战”，创造了太行山区抗战史上的一项奇迹。
“蝗军”侵袭
蝗虫，又名蚂蚱，繁殖快，生命力强。1942年，由于华北大旱，加上战乱频繁，给蝗虫的繁衍和泛滥创造了条件，它们在河南的黄泛区大量出现并向平汉线以东的日寇占领区和黄河以南的蒋管区蔓延。
时值战争年代，日军、国军和国民党政府对此无暇顾及。加上当地的很多老百姓迷信，将蝗虫视为“神蝗”，不去捕杀；更多地是意识不到蝗灾的危害，即使有人自行组织起来消灭蝗虫，却因人力有限。无奈之下，蝗虫变成了一股股强大的“蝗军”。
在黄骅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1943年夏，一批蝗群飞入该县，吃光了农田的庄稼和河边的芦苇，又飞到附近的村庄，将窗户纸、房檐上的野草都吃光了。县城北周青庄有一家人，白天，几个大人跟着村民们出去捕杀蝗虫，把一个未满周岁的婴儿留在家里，因门窗不够严实，蝗虫飞进家里，桌子、炕上、柜上、衣被上全是，婴儿的身上也爬满了，饿极的蝗虫张口就咬，把孩子的脸和耳朵咬得满是血流。大人回来时，远远便听到婴儿的哭声，急忙进家，看到这种情形，赶走蝗虫，抱婴儿去医治，才让这个孩子幸免于难。
“打蝗”之战
在蝗灾面前，边区政府和八路军不信邪，不仅积极应对，还发动并率领当地群众在太行山上下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打蝗”战役。
1943年5月3日，中共太行区党委、太行军区政治部在涉县赤岸村发出了《关于扑灭蝗虫的紧急号召》，成立了“打蝗司令部”，要求所辖各部队指战员把捕蝗灭蝗当作一项战斗任务来完成，除值勤、值班人员外，人马全体出动，哪个地方蝗虫多、蝗灾重，就到哪里去消灭，要保护农田的庄稼，将生产损失降低到最小。
在一次会议上, 129师政委邓小平与大家共同商讨除治蝗虫的办法。129师的生产部长、兼边区农林局长张克威,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农业专家，他讲了蝗虫的害处，他说，可以用化学药品兑上白糖治杀蝗虫，效果不错。然而，抗战时期，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根据地各类灾害的接连发生，供给困难，物资奇缺，当时一两白糖需要5元边币，相当于边区一个高级干部一个月的津贴，对根据地来说，根本开销不起。邓小平微笑之下，做了一个拍的手势，说：“用手打”。
从边区政府、军分区，到行署、县、村，层层动员，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委员会等组织。在很多乡村，成立了宣传组、侦察组、打蝗队、烧埋队，在灭蝗中进行分工。有的村庄分工更为细，将村民们分为了刨卵队、铁锹队、布袋队、烧杀队、突击队、夜战队、侦察队、警戒队(防止敌人趁机来袭)等。能动员的全都动员起来。
打蝗的“武器”，就是在一根木棍上绑上鞋底，还有扫帚、铁锹等工具。
蝗虫出行无常，聚散不定，不易捕杀，但它有很多弱点：怕热、怕冷、怕黑等。针对这些弱点，在“打蝗”战役中，人们摸索和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打蝗战术和方法。如捕捉法、火攻法、水阵法、坑杀法、涂毒法等。为消灭一些交界地带的蝗虫，根据地的县与县之间还成立了联合剿蝗指挥部，协同作战。
在“打蝗”战役中，为鼓励群众灭蝗，解决一些贫困群众的后顾之忧，各地制定了不同的奖励办法，并采取借出公粮、发放贷款、开展救济、组织医疗队等方式，进行后勤支援。如山西左权县的后庄村还制定了红旗队、红旗班、红星章竞赛奖励办法,在打蝗中，哪个人的业绩最突出，第二天，红旗就交到哪个人所在的小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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