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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民主和自由搞得还不够，要高举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不能把民主、自由的口号都给了资产阶级。
我们现在民主和自由搞得还不够，要高举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不能把民主、自由的口号都给了资产阶级。但极端民主化、自由化就不好了，无政府主义也不好了。对民主、自由的口号，马克思主义应比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解释得更加入情入理，让人们听起来更加舒服。民主和自由、集中和统一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现在有的报纸讲，“我们的民主比资本主义多多了”等，这样只是在“多少”的问题上研究是不够的。自由和“自由化”不一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要害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不是讲自由就会“自由化”。如果把自由和“自由化”等同起来，就会把气氛搞紧了。我讲过，民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又是过程。所谓民主是个过程，是指经济什么样，政治什么样，文明文化程度什么样，民主就只能是个什么样。超越经济程度、超越文明文化程度的民主，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因而民主是相对的，是个过程，是动态的，是变化的。绝对的民主、绝对的自由怎么可能存在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离开这些，就会变成唯心主义。
《同天津市新闻、文艺、出版工作者座谈时的插话》(1989年10月7日)
真正的民主不怕敌人。
真正的民主不怕敌人。我们不怕西方民主。一个国家要稳定，就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果这些措施与西方不同就被指责是不民主，这是霸道的
做法，中国人民对此不屑一顾。
《会见阿拉伯艺术家联合会代表团时的谈话》（1992年3月6日)
我们不是民主太多，而是不太会搞。
八九政治风波后国际舆论界掀起一阵风，似乎中国不要民主，不要人权。其实不是，我们是坚持民主、人权的。去年国内也有另一种意见，说前几年民主太多了，我也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不是民主太多，而是不太会搞，高度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内容之一，没有高度民主，社会主义不可能建成。但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不能脱离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空谈民主，简单照搬西方的民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否认中国的民主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也是不对的。
《会见日本客人时的谈话》（1990年7月27日）
应该反思究竟在中国应该怎么搞民主。
现在许多西方国家都热衷于谈论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问题，在许多人印象中目前中国似乎在回避这些问题，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很长，近代经济不发达，由经济所决定的其他方面如教育及文明程度等也还不够。目前中国不是民主搞得太多或太少的问题，这种提法本身就欠准确性。目前中国所需的是加强对民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研究。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以及由其历史形成的文化背景和与其相联的习惯等等会极大地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如果经济不发达，就很难一下子提高文明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以某种形式确定民主的范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去年政治风波演变成那种形势，每个中国人，从领导到群众都应该反思究竟在中国应该怎么搞民主。如要充分理解这些情况，就需要对中国的经济、文化、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有充分了解。
《在接见美国世界事务组织全国委员会代表团访华时的讲话》（1990年6月16日）
民主究竟怎么搞，应该有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标准，不能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明状况相脱离。
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是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是我们共产党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过去曾争论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其实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民主究竟怎么搞，应该有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标准，不能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明状况相脱离。中国是个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文化教育不发达，过去相当长时期是封建社会，有一段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讲民主不能脱离这个国情，否则就不利于稳定，就会乱，就会影响民主的进程。
《在全国统战部长座谈会上的谈话》(1993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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