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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属文艺作品，都必须有娱乐的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认识功能都寓于娱乐功能之中。
我曾经讲过，凡属文艺作品，都必须有娱乐的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认识功能都寓于娱乐功能之中。因为离开了娱乐功能，其他功能都无从谈起。打开电视机一看他就不喜欢，“啪”的一声关掉了，你还能讲什么功能！如果他爱看，在潜移默化中就受了教育嘛!我说的这个意思，不是否认或者忽视文艺的其他功能，不是说娱乐唯一，而是强调文艺的特性，使文艺在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得以有效地发挥教育等功能。
《考察山西时的谈话要点》（1989年8月11—18日）
如果离开审美和娱乐功能，那么故事影片就不叫艺术了，就会等同于一般的政治教科书和政治报告。
要正确理解教育、认识功能与审美、娱乐功能的关系。既然叫做文艺作品，就必须讲求审美和娱乐功能，具有艺术感染力。如果离开审美和娱乐功能，那么故事影片就不叫艺术了，就会等同于一般的政治教科书和政治报告。即使是电影的教育、认识作用，也只有通过审美、娱乐功能才能很好实现。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强调教育、认识功能多，对审美、娱乐功能相对来说重视不够，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尤为突出。我们提出重视审美、娱乐功能，并不等于可以轻视影片的教育、认识功能，轻视文艺作品在思想教育方面的作用。这几年确有忽视教育、认识功能，片面强调娱乐功能的错误倾向，甚至出现了一些“黄色”的、宣泄性的“娱乐”作品，这是必须正视和坚决改正的。我们的要求是教育、认识、审美、娱乐功能的统一，也就是文艺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当然，不同的作品，各种功能发挥的情况和程度可以各不相同。
《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90年2月20日）
有些节目中的啰唆话太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群众观点。
广播电视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听众观众越来越多，节目办得好坏，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极大。广播电视工作者要从听众观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把办好节目提高到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到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高度上来认识。广播电视工作要认真听取听众观众的意见，经常研究怎样使他们喜闻乐见。我们有些节目中的啰唆话太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群众观点。我曾和天津广播电视局的同志研究过这个问题，我觉得重要的一条是树立群众第一的思想。要虚心，要多从自己的工作中找原因，而不要埋怨“众口难调”。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犯了那么多错，总应该长点出息，不断有所进步。
《听取广播电影电视部汇报时的插话》（1989年8月1日）
生活应该是这样：干活像干活，休息像休息，娱乐像娱乐，不能老是处于紧张状态。
要注意区分哪些是人民需要的，哪些是人民不需要的，而且是反对的。比如“黄色”、有害的东西，人民不仅不需要它，而且厌恶、反对它，我们就不允许它存在。而一些无害的东西，只要是群众喜闻乐见，能使大家高兴，促使大家好好干活，就可以存在，从这一点讲，无害就是有益。邓小平同志肯定了这个看法。生活应该是这样：干活像干活，休息像休息，娱乐像娱乐，不能老是处于紧张状态。
《考察山西时的谈话要点》（1989年8月11—18日）
如果文艺界自己不争气、不作劲，外部条件再好，也创作不出震惊当世、流传千古的佳作，也迎不来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
文艺要繁荣，没有宽松的环境不行，应该使文艺工作者有充分的创作自由；文艺要繁荣，没有必要的条件也不行，应该为文艺工作者提供适当的物质保障，这一切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唯物辩证法有一条基本原理：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文学艺术要真正搞上去，归根结底要靠文艺工作者自身的艰苦努力。如果文艺界自己不争气、不作劲，外部条件再好，也创作不出震惊当世、流传千古的佳作，也迎不来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
《齐心合力繁荣文艺——在天津市委、市政府召开的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6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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