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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们的聪明“运作”
蒋介石对张伯苓的支持(拉拢)不仅是在经费补助方面，同时还有对其生活的关心、疾病的探望、生日的祝贺、子女的培养等。从1938年到1946年，蒋两次到南开中学参观，五次拜访张伯苓，还借南开中学大运动场举行阅兵式。探病、祝寿、题词、授勋、赠款……任何一位国立大学的校长都未曾享受过如此礼遇，更何况是私立的南开了。
1942年，张伯苓患前列腺胀大病，蒋介石闻讯即往沙坪坝张伯苓的家中探视。随后的两年中，张伯苓两次发病，蒋介石每次都亲自探望，并安排他到当时医疗条件最好的中央医院医治。
1944年1月1日，国民政府为褒奖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颁发一等景星勋章，以示嘉奖。这可以看做蒋介石送给张伯苓的新年礼物。张伯苓过生日时，蒋介石又赠送手书的条幅，以示礼遇。
从精神到金钱，从健康到生活，蒋介石对张伯苓的优遇，可谓无微不至。1946年4月，蒋介石亲自签署了将南开变为国立大学的文件。这是履行蒋介石答应张伯苓的一个诺言:对于这所大学在1937年7月29日—30日在天津遭受日本侵华军队文化摧残的补偿。同时，核定了三校复员经费预算，迁移旅费70亿元，修建费30亿元(北大10亿元，清华12亿元，南开8亿元)。
就在蒋介石签署文件将南开变为国立大学之前，张伯苓还打着自己的算盘，想继续维护南开的私立性质，并对此充满了信心。在三校复员之前，他将南开教育经费的设想致函蒋介石，并与蒋介石面谈。
但这只是张伯苓的一厢情愿，教育部已经为南开大学拨款近九年，不可能再让南开姓“私”。南开校史专家梁吉生对此评论说:“张伯苓做了种种努力，终究未能实现南开大学的私立愿望。教育家的天真理想，自然抵不过政治家们的聪明‘运作’。”
张伯苓与蒋介石的“双赢”
从张伯苓与蒋介石密切的交往可以看出，张伯苓获得了教育经费，蒋介石获得了张伯苓在政治上的支持。蒋介石鼎力支持张伯苓，自然有他的政治目的——利用张伯苓作为社会名流的影响力以及作为南开校长对青年学生的号召力。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伯苓以南开名义发表通电，提出“拥护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关心蒋介石的安危并为之奔走、斡旋。南京国民政府高层知道张伯苓与张学良交情深厚，而周恩来是他的学生，准备请他去西安劝说。后来蒋介石被释放，平安回到南京。张伯苓在南开召开庆祝大会，会上说:“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立了大功。过去我把他开除了，现在我宣布恢复他的学籍。”
抗战时期，张伯苓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表明自己的立场——“蒋介石是全国的抗日领袖”——并于1941年加入国民党。
正因为张蒋之间相互支持，各得所需，形成了双赢的局面。在两人关系的惯性之下，张伯苓最终偏离了教育家的轨道，从参政到从政，也并不出人意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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