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凝聚了张伯苓一生心血的南开大学最初是私立大学，最近出版的《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一书记载，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复校后，南开大学却成了公立大学，并披露了这一转变的过程。
1930年12月24日，张伯苓为争取南开大学补助费，第一次到南京会见蒋介石及党国要人，这也是张、蒋的初次相识。
蒋介石对张伯苓及其创办的教育事业大加褒扬，同时非常爽快地答应给予南开大学在财力等方面的大力扶植。不久，蒋介石就兑现了诺言。自1932年起，国民政府开始向南开大学发放补助，1932年和1933年，每年为6.2万元。
安淑萍的《张伯苓对蒋介石拨款的回报》一文记载，国民政府对南开大学的补助，从1932年、1933年连续两年的6.2万元猛增到1934年的14万元，同年教育部又补助4万元，另有河北省教育厅补助6000元，总计达18.6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的全年收入也不过40万元，政府公款补助占45％左右。
1936年初，张伯苓为筹划南开内迁事宜，再次到南京“化缘”。张伯苓提出:“发展四川大后方必先从教育、实业、交通各方面着手，尤其是教育，很是重要。”蒋介石非常赞同张伯苓的看法，当即表示个人捐赠法币5万元，以助张伯苓在四川建校。张伯苓于2月11日收到这5万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蒋介石做出了表率，国民政府大员纷纷效仿，以示捐资助学之慨。行政院长孔祥熙、四川省主席张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等也纷纷捐款。其中刘湘不但自己捐出5万元，还动员妻弟周成虎将800亩土地以半捐形式卖给南开。
蒋介石关照南开大学
七七事变爆发时，张伯苓正在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庐山会谈”。张伯苓在会上发言时，一改平日的平稳、持重，情绪激动地说:“‘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他说得热泪盈眶，听者无不动容。
果然不出张伯苓所料，日本侵略者对南开这个抗日大本营进行野蛮轰炸，南开校园顿时成为一片废墟。张伯苓面见蒋介石，汇报南开被毁之事。蒋介石安慰说，在抗战中，国家一定尽量支持南开在内地办学；打败日本之后，也一定会协助南开复校，并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蒋介石批准了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建议，南开与北大、清华合组为临时大学，于11月1日在湖南长沙开学，随后又迁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之后，标志着南开由私立大学向国立大学转型。1938年8月10日，蒋介石在汉口约见张，并邀其共进午餐，陈布雷作陪。席间，张提出南开经费补助事宜，蒋当即让陈布雷记下催办，并很快在行政院会议上通过补助南开8万元的决定。
这是张首次直接向蒋求助经费，此后南开大学的经费皆来自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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