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0日和11日，《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陶斯亮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当时，本文作者是《人民日报》的年轻编辑，被指派负责整理来稿来信，收集各方反映，曾经与同事缪俊杰一起去过陶斯亮家，了解文章写作和读者反映等有关情况，并执笔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内部情况，刊在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上。
本文记述了一个记者感受到的陶铸。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发表后，一时间震撼了全国，打动了亿万读者。短短一个月内，陶斯亮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就收到来稿来信1000多件，为多年所罕见。
那两天的《人民日报》，为读者所争看或集体阅读，许多读者边读边流泪，读到感人处，甚至号啕大哭。有读者来信说，他自己读完又读给全家人听，全家一片痛哭声。
现实生活的真实报告！
我当时是从整麻袋整麻袋的信稿中整理和撰写这篇“内部情况”，心中也是时有澎湃之潮涌起。我不断重读《一封信》，总忘不了其中的一些情状:“就要分手了，您无限深情地对妈妈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等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相信亮亮也会这样做的。’”
陶斯亮遭受株连，被迫离开丈夫和孩子，离开父亲和母亲，到大西北生活了5年之久。父亲的遗言，她没有亲耳听到，留下永远的遗憾。这遗憾又引出让人撕心裂肺的人间与九泉的对话:“爸，你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人民，而唯一属于你们的女儿，却在临死前都没能见她一面，您死能瞑目吗？”“爸爸，您的女儿是个医生，曾给许多病人看过病，曾在许多病人弥留之际进行抢救，也曾守护过许多病人与生命告别。可是，在您病中，我却没能给您喂过一次药，打过一次针，甚至在您临终之际，我都不能让您看上一眼……爸爸，女儿对不起您……女儿实在对不起您……”
这不是文学家的纯粹的主观创作，而是现实生活的真实报告！
“中国共产党员陶铸”
陶铸原是我家乡广东省委书记，我高中毕业那年，读过他的散文名篇《松树的风格》和《太阳的光辉》，十分崇拜他的文风和文采。
在我心目中，他是出色的散文作家。而他在政治上的升降浮沉，却让我十分吃惊。1966年5月，“文革”开始前夕，我单位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忽然不受中央信任，不能像以往那样列席中央的重要会议，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报社编委会感到问题严重，于是派记者到广东，想从陶铸那里了解中央精神。
我是广东人，被派跟随著名记者范荣康到广州，编辑部给陶铸写了封信，希望他予以接见。
我们未被接见，但获准参加5月19日在中山纪念堂举行的万人大会，听取他在会上作的长篇报告。我至今不忘的是，他在讲话中提出要“保持晚节”问题。他用洪亮的声音说出一句举座为之震撼的话:“我个人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求死了以后，能够在骨灰罐上写上‘中国共产党员陶铸’。”
这句话说在“5·16通知”发表之后3天，其中是否有潜台词，今人多有不同解读。但在我，深深印在心中的，则是3个“第一次”——第一次见到他本人，第一次聆听他的讲话，第一次听他如此真诚袒露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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