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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拟研究近代史”
毛泽东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领导的威望”的关键，是他表现出指挥军队在艰苦战争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的指挥才能。《彭德怀自述》写道，毛泽东指挥战争，往往“灵活机动，所耗甚少，收获很大”。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也说，毛泽东甚至能够“使敌军完全听我调动，就我范围”。毛泽东军事艺术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早年的历史学积累以及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热心研习。
毛泽东曾经表露过专门研究历史学的心愿。他在1939年1月17日写给历史学家何干之的信中曾经说道，“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资料”，又说“将来拟研究近代史”。在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也写道：“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
1957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伏罗希洛夫时曾经表示：“我不想干了，太复杂。我想去当大学教授。”“当主席太复杂，麻烦人。我是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在此前后，毛泽东身边一些了解他、热爱他的人，也认为他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田家英曾经说到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就暗含摆脱事务，静心著书的劝告。联想到1939年致何干之信中“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的感叹以及“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的申明，我们有理由推想，这里所谓“成书”，应当是包括历史学著述的。1959年5月，毛泽东谈到，他要写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他说，蒋介石集团本身的变化可以不写，但是蒋介石登台后的军阀战争要写进去。孙中山当临时总统，蔡锷反袁世凯，蒋桂之战，蒋冯阎之战等等都要写进去。看来，他对于“研究近代史”，已经有比较具体的考虑。
虽然毛泽东没有能够成为专门治历史学的学者，但是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历史学，是他长期修养自身，营养自心的最基本的文化内容。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也有不同凡响的历史见解。不过，他的历史观也有某些偏执的倾向。这些现象，或许可以通过激烈的阶级战争背景理解其时代原因。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历史思想对中国史学的导向曾经产生过影响。在这种影响的消极作用下史学作为政治附庸的弊端，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
■“掌上千秋史”
文史大家高亨教授1963年曾经作《水调歌头》词表述读毛泽东诗词的感想：“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此作1964年2月寄呈毛泽东，又曾发表于《文史哲》1964年1期，《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日重新刊出。毛泽东次月复信：“高亨先生：寄书寄词，还有两位，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安吉!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然而有意思的是，“文革”期间，高亨的《水调歌头》词竟然被误作毛泽东的作品被民间广泛传抄。我们今天在这里说到这一词作，是注意到高亨在颂扬毛泽东时，首先即以“掌上千秋史”肯定他的历史学养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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