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昔瓦窑堡

1984年冬天，父亲病故。父亲临终时曾嘱托“把我埋在你爷爷的脚底下。”他老人家的心愿终因陕北连降7天大雪、行车太难而没能够实现，最后只好安葬在瓦窑堡城边的一个山头上。

1987年夏天，我与一个北京女孩结婚。婚假刚休完，母亲突患脑血栓。在母亲得病的十几年里，我多次接母亲来京、送母亲回瓦窑堡，来回路上可没少受罪，也没心情、没时间注意这个高原小城的今夕何夕。

2000年春天，我把偏瘫的老母亲接到北京长住和治疗，就很少回瓦窑堡了。但我知道大都市繁华喧嚣的生活并没有使我把黄土沟壑中的那座灰色小城忘却，而春日从塞外吹来的风沙，也常常让我想起山窝窝里乡亲们的辛劳和清苦来。

谁不盼咱家乡好？瓦窑堡什么时候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90年代末大规模展开的退耕还林是一个发端，这十来年不断积沙成塔，特别是近几年，一年一变，五年大变！”弟弟东生的话拉直了我心中的问号。而我也不时能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当地多策并举积极解决住房、吃水、就业、上学等民生难题的消息。特别是2008年6月起，他们创建“平价医院”，减轻群众医疗负担，大胆进行医疗体制改革的经验，在全国推广。《人民文学》用数万字的篇幅，刊登了报告文学《子长“样本”》。

瓦窑堡，昔日似乎以你为耻，今日真的以你为荣。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声音不时在我心中响起：“你到底是哪里人？你的根到底在哪里？”

是父亲过去经常给我描述的位于吕梁山脉中部的那半条街道吗？是母亲在世时念念不忘的绥德无定河边的那个村庄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这两个地方我只去过一两次，只停留过一两天。而瓦窑堡，我生于斯、长于斯整整12年，你说，我能以何种理由不认为瓦窑堡是我的故乡我的根？！

于是，每年春节之前，当同事得意地告诉我他们家乡的领导来京慰问在京工作的同志时，我的心里也会隐隐地产生这样那样一些说不出口的期待：延安市的领导、子长县的领导什么时候能请我们这些人聚一聚呢？

想啥是啥。2011年春节前夕，子长县委书记、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一行专程来到北京，盛情邀请在京工作的子长籍同乡在新街口四川饭店聚会。

家乡的父母官不仅带来了浓浓的乡音乡情，还带来了方方面面的消息。我竖着耳朵生怕漏了一句地听书记介绍情况，并记住了这样一些数据：子长县自2009年以来连续3年进入西部百强县行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万元……数字枯燥无味，缺乏生命的张力和质感。而它对于我却如获至宝，因为这些数字体现着一群人、一个社会的命运的彻底改变；因为我知道这群人、这个社会从前有多么的贫穷和落后。我忘不了那些曾经缺吃少穿的乡亲，我仍然记得因饥饿而脸庞浮肿的同学。

百闻不如一见。2012年8月，我去延安开会，顺道驱车子长行。

站在父母的坟头，可以俯览瓦窑堡全貌。真的，那个在崇山峻岭中“披着灰色大氅的老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横卧在青山绿水间的美人”。楼房一下盖起来那么多，街道商铺林立，琳琅满目；从前淌着油污的南河、秀延河被橡皮坝拦住，绕着城墙成平湖，水面清澈而静谧；沿河堤两岸修筑的花园和景观，成为人们聚会、游玩、锻炼的好去处。过去，瓦窑堡人最羡慕延长油矿的人，他们挣得多、吃得好、穿得好，现在是延长油矿的人开车跑几十里路来瓦窑堡观夜景、上馆子、休闲娱乐。过去瓦窑堡人谈论最多的是谁家修砖窑，谁家吃细粮，谁家的娃娃在外地当工人；现在瓦窑堡人谈论最多的是谁家在西安买了楼，谁家在北京置了业，谁家的子女在国外干大事。而我当年插队落户的南沟岔，听说也是一片繁荣，今非昔比。

瓦窑堡，你变了，我也变了；你变美了，我变老了。走遍了南北西东，也到过许多名城，只有瓦窑堡，是那样不可阻挡地一次次进入我的梦境，重复和深刻着我的记忆。我知道，我只能是瓦窑堡人了；我知道，我的故乡不是梦，而我的梦永远是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