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昔瓦窑堡

瓦窑堡是我的出生地。数年前我回乡探亲，在县委旧址坡下的院子里找到了那孔蛛网盘桓、破旧黝黑的砖窑洞。

听母亲说我出生时难产，胆大又有些鲁莽的父亲硬是用手将我生拉活拽出来，我的头被抠破指甲盖那么大的一块皮肉。

父母均已作古。我站在瓦窑堡的马号院内，想象着半个世纪前那个焦虑、紧张而又令人窒息的长夜和我在人世间的第一声啼哭，禁不住热泪盈眶。

瓦窑堡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227年，蒙古军灭西夏长驱入陕后，沿河而建，因山成堡。元明清三代至民国，皆为边塞要冲，屯兵设防，屡经修缮，享有“天下堡，瓦窑堡”之誉。真正被世人所熟知，是中共中央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向全国发出抗日救国宣言之后。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原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并迁址，瓦窑堡由此成为子长县县城所在地至今。

我家与瓦窑堡结缘于50年代初。绥德地委行署撤销，父亲的直接领导调往子长县任县委书记，他要求组织上派一个得力助手一同前往，于是，父亲不得不带着刚生大哥不久的母亲来到瓦窑堡工作和生活。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瓦窑堡是灰色的，街铺是灰色的，窑洞是灰色的，连飞出来的鸟儿也是灰色的。为何灰色？家家户户烧有烟煤，一到做饭时间，从无数个烟囱里冒出的黑烟云集在城墙上空，远远望去，瓦窑堡仿佛像一个披着灰色大氅的老人，在崇山峻岭的怀抱中默然伫立。儿时的记忆是美好的。左邻右舍总是对父亲笑脸相迎，而我常常坐在门外托着下巴等待父亲回来，因为只有他回家才能改善伙食。

终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夜之间，仅仅是个正科级干部的父亲却成了红卫兵四处抓捕的走资派。好汉不吃眼前亏，父亲跑了。那些个担惊受怕的夜晚，我们帮着母亲把炕上的毛毡一块一块揭起来，用绳子吊挂在窗户上，以抵挡两派革命组织武斗时乱射的子弹。天天都有打死人的消息传来，我哥的同学、一个长相出众的小男孩在跟随其父外出串联途中被射杀了，至今我都记得他那双黑宝石一样闪亮的大眼睛。到1968年秋天，“文革”的燎原烈火渐渐熄弱，在老家躲藏近两年、思子心切的父亲又回到了瓦窑堡。虽然用不着再批斗、挨打、戴高帽子游行，但县革委会的掌权派给父亲下了一道指令：立即带领全家到离县城最偏远的一个山沟里插队落户。父亲生性刚烈、胆识过人，18岁参加革命，20岁孤身击退六条饿狼，但当他面对的是一股政治势力的时候，他不得不低下那颗曾经高昂着的头颅。

天色还没亮，一辆马车载着我们的全部家当出发了。母亲一边责骂父亲软弱无能，一边躺在马车上流眼泪。还没有睡醒就被叫起来的弟妹们，也趴在母亲身上嗷嗷直哭。我回头望去，冷冷夜幕中的瓦窑堡宛如一个面目狰狞、随时要张开血盆大口吞噬我们全家性命的魔鬼。

在那个山穷水尽的狭窄小沟，虽然有“响应党的号召下放”这把尚方宝剑，但毕竟一个病弱的女人带着7个未成年的孩子，要靠人家一犁一锄种下的五谷养活，每次大队分口粮时，我们没少遭受会计的白眼和蔑视。万般无奈之下，只有十几岁的大哥被迫中断上学参加劳动；而家务负担极重的母亲也强忍病痛上山挣工分。

苦难并不是毒药。但让人痛心疾首的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失去了聪明伶俐的小弟。邻居送来一碗烂桃，不谙世事的小弟吃下后，肚子疼得满地打滚。大伙赶紧把他送到公社卫生院救治，庸医未作皮试就给小弟注射青霉素，不料产生过敏反应。等冒着瓢泼大雨四处筹借住院费的母亲回到病房时，小弟已一命呜呼。当时我跟随已调动工作的父亲去了延安，闻知噩耗，痛不欲生。如果不是在医疗条件极差的偏僻山区，我的小弟不可能那么小小年纪就离开人世啊！

17岁，我参军奔赴青藏高原。送新兵的马车拉着我们的行装爬上巍巍山梁时，我恨恨地跺着脚下的黄土立下誓言：就是在外面讨吃要饭，也不回这个鬼地方了。

军旅人生艰辛而又快乐，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不回瓦窑堡似乎成为我支撑自己实现理想的一个动机、一种信念和力量。而当战友们经常争先恐后夸赞家乡好时，我总是躲在一旁默不作声。那时空军士兵的服役期限是4年。在我服役期间的1978年，各地开始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我们家也顺利地迁回曾经的伤心之地瓦窑堡。

此后不久，我回乡探亲。城墙还是那样的城墙，街道还是那样的街道。看见母亲及弟妹们一副欢欣鼓舞的样子，我的心里也充满安慰和喜悦。记得那时我还写了一首小诗投给《延安报》发表：“我的眼角已经长出细眯眯的皱纹，我的唇下已经冒出硬茬茬的胡须，瓦窑堡啊你还是你，披着灰色的大氅，在崇山峻岭的怀抱中宁静、安谧……”

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头几年，瓦窑堡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变化。年年回延安，年年路难行。特别是从延安到瓦窑堡的那条路，次次经过时黄尘滚滚遮望眼，回回坐车颠得人屁股痛。我曾义愤填膺给当时的延安市委书记写了一封信“责问”：“外地的高速公路已四通八达，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这条烂路修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