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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大’对我帮助很大的同志很多，但印象深的是陈赓和姬鹏飞同志”
1936年6月1日，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一期开学典礼正在举行。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正式宣布：林彪担任校长，罗瑞卿担任教育长，学校分3个科。第一科大都是红军师、团级以上干部，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苏振华、刘亚楼、张爱萍、彭雪枫、杨成武、谭政等38人。当时，作为红二师师长的杨得志，论战功完全够资格进入“红大”学习。不过，他正挥戈奋战在西征甘肃、宁夏的战场上，分身乏术。听说许多老战友进入“红大”学习，他内心非常羡慕：什么时候自己也能进入“红大”学习啊！
1937年1月19日，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迁到延安继续办学。于是，原来计划的“红大”第二期，自然而然地称为“抗大”第二期，因此就有“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的说法。就在1月底，杨得志接到上级命令：到红一军团部带领一批干部，到延安“抗大”学习。到了军团部，杨得志才知道：参加这次学习的五六十位干部，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带队的是陈赓、杨得志。
对于这次学习机会，杨得志非常珍惜：“一个挑煤、修路、打短工的农民的儿子，能进自己的大学学习，怎么能不兴奋、不激动呢?”
陈赓一见杨得志，便一本正经地说：“老杨呀，咱们要做同学了。”
杨得志知道，陈赓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便诚恳地说：“你是黄埔的老毕业生，我还没进‘抗大’的门哩！”
陈赓大手一摆：“咱们的‘抗大’和黄埔可不一样啊。”
第二期开学不久，副校长刘伯承来校讲话，他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叫做‘抗日军政大学’。同志们，我是上过大学的，而且是在外国上的。毛主席问过我，说：我们的这个大学可不可以和人家的大学比呢?我说可以比，硬是可以比嘞！他们有宽敞的教室——大得很嘞——我们没有;他们有漂亮的教学用具——我说的不只是桌椅板凳噢——我们没有;他们有许多教授——大名鼎鼎嘞——我们呢?有！毛主席就是头一位嘛！周恩来同志就是嘛，他可是吃过面包的嘞！还有朱德同志和好多老同志都是嘛!你们在座的不少同志指挥过不少漂亮的战斗，也可以当‘教授’嘛!怎么不可以呢？完全可以嘛!我们还有他们根本没有的，那就是延安的窑洞。所以，那天我对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学校也可以叫‘窑洞大学’嘛!你们同意吗?”
大家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刘伯承继续说：“同志们，你们打了多年的仗，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现在中央要你们从理论上加以提高，还是为了打好仗。用战士们的话说:学好本领打日本嘛！”
刘伯承的话，言简意赅，坚定了杨得志刻苦学习的信念。
“抗大”住窑洞，露天上课，背包当凳子，膝盖当桌子，这些对于杨得志都算不了什么;最难的是，他的文化和理论基础差。杨得志晚年回忆起在“抗大”的学习，感慨万端：“那时没有教科书，讲义也极少，每队有几份，大都是油印在又黄又粗的纸上或者是标语口号纸的反面，有的字刻得潦草，难认得很。有时教员讲半天，有些记不下来，只得全凭脑子‘储存’。现在想来，年轻真是一‘宝’——脑子好，记忆力强，接受能力也快。……在‘抗大’对我帮助很大的同志很多，但印象深的是陈赓和姬鹏飞同志。”
毛泽东在“抗大”的讲演，给杨得志的印象最深：“毛主席那时才四十几岁。他来讲课，总穿一身灰布军装，不戴帽子。乌黑浓密的头发显得有些长，也有点乱，大概是因为工作太忙顾不上理。宽大的前额好像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他讲话的语言特别生动诙谐、通俗易懂，又非常深刻。”有一次，毛泽东给杨得志等学员讲到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时，打了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对付蒋介石，就要像陕北的农民赶着毛驴上山，前面要人牵，后面要人推，牵不走还得用鞭子抽两下，不然它就耍赖、捣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们用的就是陕北老百姓这个办法，迫使蒋介石起码在口头上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接受了一致抗日的主张。“毛主席风趣幽默的讲话，不但把我们全吸引住，而且深深地印在我们脑海里了”。
诚如杨得志自己体会的，“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正确的理论又是指导实践的锐利武器。‘抗大’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水平。对我个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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