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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问题，学界存在诸多不同认识。认识不同，源于标准不同。根据毛泽东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判别标准有两个：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二是开始“创造些新的东西”。照此标准，笔者认为，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肇始：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如厘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党的最低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等，也形成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东西”，包括指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与动力、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地位及作用、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奋斗路径和目标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科学内涵及其判别标准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思想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着的各种实际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此，恩格斯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日益相结合的过程。既然是一个过程，就包括肇始、发展、丰富和深化等不同阶段。本文要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这个问题，就是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从什么时间开始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为此，就要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标准进行界定。毛泽东对此曾有过深刻论述：“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毛泽东把“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些新的东西”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相互关联、相互一致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是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化对理论的认识并丰富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包括“解决中国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和“创造些新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这两个主要方面。两者缺一不可，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结果。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评判标准主要包括以上两个要素，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也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来分析，即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一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二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创造些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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