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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合作化争论漫议农村发展的关键

韩毓海
2013年04月10日10:4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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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世纪50年代,针对农村土地改革后出现的互助组织涣散情形,山西长治地委书记王谦提出土地、劳动力入股分红,积累公积金,发展合作经济。今天来看,当年长治地区的经验是一种壮大农村经济、特别是壮大农村基层金融力量的制度创新。历史上,金融资本垄断,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剥削中国农民、阻挡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障碍。农村要发展、农业要振兴,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欲摆脱“三农”困境,迫切需要建立深入农村基层的国家金融—信贷机制。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中国现代土地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围绕合作化问题曾有一场党内争论。这场争论起源于1950年山西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关于农村发展的设想。土地改革完成后,广大农村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力量增强了,而某些互助组织却出现了涣散的情形。针对这种情况,王谦根据当时长治的实际提出的办法是:土地、劳动力入股分红,积累公积金,而公积金作为公共积累不参与分配,退社时不能带走。今天来看,王谦的经验是一种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特别是壮大农村基层金融力量的制度创新,这种基金公共积累的制度创新是对历史上晋商经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更是来自基层人民群众的制度创新。

对于从长治地区开启的中国农业集体化道路的探索,曾经于1948年作为土地改革工作队观察员的美国人韩丁,有着深刻认识。他后来在其著作《翻身》和《深翻》中,曾深入地探讨了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土地制度大变革,及其对现代世界的重要意义。

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的税收来自土地税,贵族、士大夫和豪门地主的收入则来自于地租,这二者自然都压在农民身上。当国家既要收税,又不能制止豪门地主兼并土地之时,就会本末皆失,结果就是天下大乱。近代以来,由于国家既要赔款、又要自强,国家于税收方面更是空前加强,小农交租、自给后自然无力完此重税,于是只好向地主去借高利贷。如此又造成地主、富农也无意投资于土地和生产,而热衷于从事金融高利贷,这是因为放高利贷比其他投资——包括投资于土地、农业生产更加有利可图。于是,近代以来,地主就越来越不再是农业生产的促进力量,而成为农业生产的毁坏力量,这一点,陈翰笙在上世纪30年代研究美国烟草公司在华进行资本、资源掠夺的名著《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中,早有清晰描述。

1929年,陈翰笙组织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人成立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组,赴安徽、河南和山东烟草种植区调查烟农生活,农村发展的关键完成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文中指出: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军阀混战,广大农民的纳税负担迅速增加。由于各种课税都必须以现金缴纳,加上货币经济在农村的大踏步猛进,于是,农民手里的现金日益入不敷出,农民对于现金的依赖日益成为绝对性的,对于现金的饥渴,成为中国农民最大的渴望。而以英美烟草公司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资本,因为收购烟叶时经常付给现金,便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深入中国农村,并以公司垄断的方式,组织起中国农村的烤烟生产与收购网络,促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质。与此同时,乡绅、地方官员和黑社会势力,则成为“烟票”的经营者,同时更成为向农民发放购买种子、豆饼(肥料)和烤烟用的煤炭的贷款的高利贷者,于是传统意义上的乡绅完成了从地主向金融高利贷者的转变,从而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文章指出:山东地区生产美种烟草的费用是小麦的3倍、高粱的5倍、大豆的26倍,成本极高,风险极大,但正是由于现金的饥渴,竟然造成了在中国农村——越穷就越种烟,而越种烟就越穷,越穷面对的贷款利率就越高,而越穷却越借贷——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论战中,陈翰笙从社会分析和社会调查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旧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指出了金融垄断和资本垄断,乃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剥削中国农民、阻挡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障碍。

解放初期,华北地区农村借贷利率之高,在英国人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这本书中也有深切的描写。大卫·柯鲁克和伊莎白·柯鲁克是英国共产党员,1947年,他们夫妇在河南武安(今属河北)十里店村深入调查,写成了极具社会学价值的著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作者深刻认识到:中国农村贫困及得不到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经营资本高度匮乏,现金极为稀缺,广大农民连生产与糊口的钱都没有,更不要说进行再生产的资金了。于是,在中国农村,最有利的生意就是金钱交易和借贷,借贷利率从20天的100%到一年的1825%,而这在华北农村是很普通的。农村地主都是高利贷者,从而使得贫富差距成为绝对不可逆的。而中国混乱的币制,则使乡绅地主在“开恩借贷”时,又总是可以利用货币兑换再次盘剥借贷者一次——这是因为纸票的价值相对于银元总是不断下跌的。柯鲁克夫妇认识到,要真正改造中国,就必须改造中国农村;而要改造中国农村,所需要的则是一场全面的革命:经济的变革,必须与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全面的变革同时进行,而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它在十里店这个村庄的革命和群众运动中得到生动的体现。(参见﹝英﹞伊莎白·柯鲁克、大卫·柯鲁克著,龚厚军译《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责编:王新玲、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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