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英国想在回归后仍保持香港的英联邦成员身分，向中方提出在港不设总领馆，而设立只有在英联邦成员国才设立的高级专员公署。
对此周南批驳道：“你们提这个是何居心？我知道，你们只有在英联邦的成员国首都才设立高级专员公署，你能举出你们在非英联邦国家的外交代表叫专员或高级专员的例子吗？更何况香港未来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又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首都。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不在香港。你们是不是想把未来的香港特区变成准英联邦成员国， 或者是英联邦成员国？”
7.英国曾想推翻中英《联合声明》。
“周南说他看过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内部文件，其中讲到：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现行政府能否维持到1997年，是很成问题的。因此英国的对华政策（包括香港）应有高度的‘灵活性’。这个‘高度的灵活性’是外交语言，说穿了就是要改变原来的协议。他们认为，英国与中国达成的香港问题协议，英国方面吃亏了。有的鼓噪应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要‘同中国人对着干’，还有的直截了当主张修改甚至废除中英《联合声明》。” “柯利达的《是合作， 还是对抗？——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艰难历程和反思》里写道：1984年的协定尽管如此成功，尽管是以那么巧妙的方法达成的，但在英方好多人心中留下的却是一种不安和负疚感。一方面他们承认达成协定的理由无可挑剔，但是不合逻辑的是，他们总是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不能找到其他某种解决方法吗？”
我们再来看陈佐洱《香港交接：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一书透露的若干史实：
1.末代总督彭定康动员政务官、公务员跟着他一起“握烂牌，打乱仗”，摆脱中英已经达成的所有协议。
“1992年，彭定康上任伊始，就在港英政府内部作了一个‘严肃的形势报告’，断言中央政府政权不到1997年就会像欧洲的苏联、东德和波兰那样垮台，以此动员政务官、公务员们就跟着他一起‘握烂牌，打乱仗’，摆脱中英已经达成的所有协议、谅解的束缚，捞回10年前英国在谈判桌上想得到却没有得到的东西。”
2.在中英联络小组谈判中，英方想把中国的“国家行为”局限于国防、外交两项。
“双方均赞同香港终审法院管辖范围应符合香港作为地方行政区域的地位，不应包括对国家行为的审理。但对于什么是‘国家行为’的具体表述各执一词，中方主要要与《基本法》规定的提法相一致，即采用‘国防、外交等’的表述，而英方则认为应局限于国防、外交两项。”
“对于‘国家行为’的表述是仅仅涵盖‘国防、外交’还是‘国防、外交等’，这是个反复多次讨论了几年的老问题，结果谁也不能否认除国防、外交外，的确还有一些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特区关系的事务属于国家行为，这个‘等’字不能省略。”
3.彭定康说“英国在1997年以后仍然会过问香港事务50年”。
“（1996年5月11日），彭定康在北美说：‘英国在1997年以后仍然会过问香港事务50年，中国人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将大错。’还说，不要让任何人都以为，一过了1997年6月30日，英国人就会‘金盆洗手’， 丢下香港不管了……”
我们从未否定过英国政府内部存在积极支持“一国两制”方针在港落实的健康力量，如英国前外交大臣贺维就曾指出：“把香港当做改变中国的桥头堡是非常不明智的，那样做会导致香港的毁灭。”但我们回顾历史、观看当下，也很难否认英国内部也有一些对中国很不友好、想破坏《基本法》实施的人士。他们的能量不可低估。“农夫和蛇”的故事告诉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作者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宣传文体部部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