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纵览》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编者按: 2013年12月26日是一代伟人毛泽东120周年诞辰,为了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再现他的音容笑貌,本刊从今年第四期起将设立作家余玮的专栏，陆续刊登由他采写的“伟人身边人细诉伟人身边事”系列文章，通过曾在伟人身边工作过的普通人的深情回忆，向读者再现伟人在生活和工作中普通而又不平凡的点点滴滴，展现工作人员对伟大领袖的深切怀念而崇高敬意。
王新德（1924—2009），著名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我国帕金森病学科奠基人。1924年11月出生于浙江上虞，1950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神经病学教研室副主任及第一附属医院神经科主治医师、副主任、讲师，卫生部北京医院脑系科副主任、主任；出任过卫生部北京老年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会理事，中华神经病学学会、中华老年医学学会主任委员与名誉主任委员，世界神经病学联盟锥体外系疾病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医科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神经科杂志》名誉主编和常务编委。系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为《中华老年医学杂志》主编，世界《帕金森病及相关疾病杂志》编委。
大约在10年前的一天，记者在卫生部北京医院家属院里左寻右转了好久，记者才发现一栋楼的楼梯旁有一个老人在微笑着招手示意——他就是我们此行要采访的人——我国著名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曾任毛泽东保健医师的王新德。走近了这位老人，也似乎走近了中南海的红墙。
“初次见到主席，很紧张，毕竟对这么一位伟大的领袖有一种敬畏心理”
自上世纪60年代始，作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小组的成员，王新德直接参与或负责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胡志明等多位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的医疗保健工作。在一般情况下，他每周会有一两次走进中南海那道神秘的高墙，为保障、挽救、延长这些政治巨人的健康和生命尽心尽力。
来自中南海的故事总让人敬畏而神往，记者期待王老能够讲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追问，他只是笑着连连摆手：“不能讲的，不能讲的……”
当记者就海外出版的、李志绥著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中的某些情节提出质疑时，一直守口如瓶的老人才打开话匣：
“毛泽东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总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主席病重期间组织的，时间一年多；第二次医疗组，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经领导决定成立的，直到主席逝世，共两年多。我是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当时是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教授。李志绥是中南海的门诊大夫，我清楚第二次根本就没有宣布过李志绥是医疗组组长。”王新德情绪激动地回忆道，说完，他站起身找来一些资料来证实。
原来，毛泽东的医疗组第一次是在周恩来的重视下组建的，李志绥在起初当过医疗组组长，后来决定由吴洁（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担任这次医疗组的专家组组长，对保健、医疗、抢救等业务负总责，护理工作由日夜坚持在第一线的护士长吴旭君负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后，健康日渐恢复，各位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持续一年多的第一次医疗组就结束了。
王新德是1974年夏被抽调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的。1974年冬日的一天，王新德接到电话通知有特殊任务，后来才知道是去给毛泽东看病。“初次见到主席，很紧张，毕竟对这么一位伟大的领袖有一种敬畏心理。事实上，他是很有魅力的，很幽默、风趣，也随和。当时是我一个人去的，感觉挺好。见主席的次数多了，后来就不紧张了。”聊起这段经历，王新德变得滔滔不绝起来，他情不自禁地向记者“泄露”了死守多年的“天机”，认为主席这位伟人并不是想像中的那样言必称马列、张口闭口都是国家大事：“第二次去主席那儿，有李志绥（中南海门诊大夫）、胡旭东（原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后调中南海保健处作保健医生）陪同我一块儿去。当时主席说话不畅，我检查了他的神经系统。之后，解放军总医院黄克维、上海第一医院张沅昌、上海第二医院徐德隆一起进行了会诊。”
“主席见人，有个习惯，他要问，你姓甚名谁，哪里人氏，多大岁数，等等。第二次见到主席，主席问我姓名，我说我姓王；他说姓王蛮好，问是不是琅琊王的王，我边答应边点头。”王新德当时所见到的毛泽东，已不再像以前电视、电影里所见的那样“红光满面”或“神采奕奕”了，而是比较憔悴，皱纹爬满额头，头发花白，显得苍老多了。此时的他已是风烛残年，步履艰难，四肢僵硬，口齿含糊，但他的头脑仍然清醒。“主席躺着，我仔细地作检查。我伸出手来，脱去主席的袜子，拿棉花棒划他的脚底，主席有腱反射亢进。随后，我又检查了主席的舌头。舌头有萎缩，有纤维颤动。根据症状，我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接着，整个医疗小组进行了讨论，综合大家的意见，再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有关情况大家要绝对保密。”
1975年，毛泽东做了白内障手术。当年为主席做眼科手术的是著名的眼科专家、后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的唐由之教授。王新德说：“1975年春节大约是2月份，在杭州与唐由之等专家见面，给毛主席做眼科会诊。毛泽东从长沙转到杭州疗养，在杭州我们对主席的白内障病情作了讨论，形成了两种可行的治疗方案：一是针拨，另一个是西医治疗。最后定下的是针拨。”回北京后，几位专家选择了适当的病人做了二三十例的手术，效果比较好。之后由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治疗方案汇报，才同意手术方案，并成功实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