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周南解密港澳回归——中英及中葡谈判台前幕后》，新华出版社出版，张春生、许煜编著
1981年4月3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卡林顿。新华社记者 汤孟宗 摄
1978 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时期三大任务：一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维护世界和平。从那时起，中国就把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等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本来，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原先设想的“一国两制”政策，是准备用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但后来香港问题先摆到了中共面前，就先用来解决香港问题了。邓小平自己也讲过，“一国两制”的提出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从台湾问题开始的。
这时候离1997 年租期大限已不足20 年，英国人开始有点坐立不安了。1979 年3 月，英国派了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到北京来摸底，通过各种方式“投石问路”，想延长对“新界”的租期。邓小平觉察到了英国的意图，他会见麦理浩并指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所以1997 年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这是一项长期的政策。”会见中，邓小平明确表示不同意麦理浩提出的在1997 年6 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他指出，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把“一国两制”核心部分向麦理浩透露了。
1981 年4 月3 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会晤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 (Lord Carrington)，除了重申对麦理浩讲过的那番话以外，还通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1979 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和将要宣布的对台方针要点，建议英方研究中国对台湾的新政策，暗示了中央将参照对台方针的基本内容处理香港问题。邓小平在回答如何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的问题时指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是我们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
其后，邓小平指示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廖承志：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方针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要求各有关部门加紧研究并提出方案，供中央参考。廖承志与时任外交部部长黄华商谈之后，联合了包括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经贸部等相关部门，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在对台湾问题“九条方针”的基础上，拟订了香港问题“十二条方针”，并于1982 年年初上报中央。
对台问题“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1981 年年叶剑英代表中央发表↑ 的讲话。讲话全面阐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正式提出了“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的新概念。周南说，如果把叶剑英讲话中的解决台湾问题“九条方针”，与后来中方向英方正式提出的解决香港问题“十二条方针”对照一下，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基本内容，甚至用词等很多都是相同的。其中“十二条方针”具体如下：
一、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 年7 月1 日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
二、恢复行使主权后，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
三、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法令、条例基本不变。
四、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
五、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以及外来投资受法律保护。
六、香港特别行政区仍为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
七、保持金融中心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照常流通，自由兑换。
八、特别行政区财政保持独立。
九、特别行政区可同英国建立互惠经济关系。英国在香港的利益将得到照顾。
十、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签订协议。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自行签发出入香港的旅行证件。
十一、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
十二、上述方针政策，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50 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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