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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劳威尔·托马斯西藏之旅的报道
新中国成立前有两队美国人入藏，他们名义上都不是代表美国政府，但都具有明显的政府背景，其中一队是由美国驻迪化（今乌鲁木齐——编者注）领馆副领事马克（D.Mackiernan）率领的自中国新疆入藏的旅行队，数十年后美国政府承认马克南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同行的白智仁秘密入藏后与达赖喇嘛及西藏政府要员多次秘密会晤，并带出了达赖喇嘛、西藏噶厦给美国总统及国务卿的信。（参见程早霞：《1949年前后美国中情局谍员秘密入藏探析》，《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另一队是自印度进入中国西藏的美国新闻评论员劳威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父子。托马斯父子以新闻记者与探险家的名义入藏，在拉萨期间曾与达赖喇嘛会晤，回到美国后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就其西藏之旅分别会晤。（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 17，1950 Folder Acheson Papers，Secretary of State Files，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s File，Feb 1950，Box 66，Harry Truman Library.）与马克南秘密入藏、媒体鲜有报道的情况不同，托马斯高调的西藏之旅在美国媒体界引起强烈反响。
《纽约时报》1949年10月17日发表文章《托马斯自西藏归来》说：“托马斯，记者、评论员，昨天自西藏探险归来回到纽约。他说，西藏的统治者想知道，如果中共要统治他们的山地国家，美国是否会提供援助。”“他带回了15岁的达赖喇嘛及其摄政写在羊皮纸上给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的信，主要内容是关于美国援助的可能性问题。”“托马斯说，西藏反对西方的东西，但为了不失去自己的国家，他们将作出改变。美国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武器，建议他们进行游击战。这样会使中共军队向北方的推进更加困难。”“托马斯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机会，美国可以在西藏设立使团，而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Lowell Thomas Back from Tibet，New York Times，Oct 17，1949，p25.）
这是《纽约时报》在托马斯返回美国本土后报道其西藏之旅最详细的一篇文章。
托马斯在探险途中曾从马背上摔下来导致骨折，在他受伤后还在西藏境内时，《纽约时报》就发表了关于他行踪的报道。1949年9月26日文章《劳威尔·托马斯坐上了担架》报道说：“美国空军已经表示会尽快派一架飞机，只要托马斯一到达印度边境，就可以把他接走。”（Lowell Thomas on Litter，New York Times，Sep 26，1949，p27.）托马斯到印度后，10月11日《纽约时报》文章《劳威尔·托马斯说藏人恐惧》详细报道了对他的深度采访。文章说：“据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消息，上个月托马斯在西藏的一个山口处从半野生的小马上摔下来，腿部受伤。托马斯走路一瘸一拐，向我们讲述了在中共军队逼近西藏边境之时，这个佛陀王国日增的恐惧。”“他说，西藏的宗教统治者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如果共产党军队南进来到喜马拉雅地区时，他们的宗教制度与习俗遭到破坏，悠久的独立地位被撼动。”“在西藏，托马斯与被看作是佛陀化身的15岁的达赖喇嘛及包括现摄政在内的西藏贵族会面后，得出的印象是，西藏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以对抗共产党。”“托马斯宣称西藏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这个偏远的国家是完全独立的，与中国是分开的，尽管中国宣称对其拥有宗主权。”（Tibet Fears Told by Lowell Thomas，New York Times，Oct 11，1949，p21.）对于美国派出托马斯入藏并对新生中国政权进行舆论污蔑的行为，我国媒体曾发表文章予以回击。1949年10月13日，新华社发表述评说：“美国所派遣以‘广播评论员’名义出现的间谍汤姆斯（即托马斯——引者注），于本年八月间取得印度尼赫鲁反动政府外交部长帮助进入西藏后，经过两个月的活动，已于本月十日在取得达赖喇嘛致杜鲁门的信件后乘印度美使馆专机离藏飞返加尔各答。汤姆斯十日在加尔各答发表谈话，公开声称：‘西藏当局所属军队装备很差，需要外界援助，用以阻止共产党的进展。’汤姆斯的间谍活动和狂妄谈话，说明美国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图谋也日益加紧。”（《美帝侵藏图谋日亟、美间谍汤姆斯由藏返印、中国人民对此正密切注视》，《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3日。）实际上，《纽约时报》的报道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托马斯在拉萨的政治活动。《纽约时报》文章报道说：“他在拉萨逗留期间，每天都有重要活动。他估算这个国家的人口大约有300—400万，由400个男人统治着。每一个官职都配一僧一俗，僧人的地位要略高一些。即使是在军队，也是一僧一俗共同指挥。”在拉萨，托马斯的一个重要活动是会晤达赖喇嘛。“托马斯先生将礼物交给了这个年轻的活佛，他3年后18岁就将成为西藏的独立领袖。礼物是：一个镶有金、银的暹罗虎头骨架，一个美国雨披，一个折叠式时钟。”“他们使用西藏的电报电话线向新德里美国使馆报告了情况，临时代办多诺万（Howard Donovan）立刻派出空军C-47飞机、副领事百思比（Royal D.Bisbee Jr）、使馆护士白特曼（Emily Bateman）到西里古里迎接，他们在印度军队外科医生帕尔上尉的陪同下进入西藏迎接托马斯。”（Tibet Fears Told by Lowell Thomas，New York Times，Oct 11，1949，p21.）
从这些报道中我们看到，托马斯西藏之行收获颇丰：第一，对西藏概况有了基本的了解，包括西藏的人口状况、政治运作方式、军队建制等。第二，与西藏上层统治者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关系。托马斯为达赖喇嘛带去了昂贵而新奇的礼物，带回了达赖及其摄政写给美国总统与国务卿的信件，并且利用西藏的电报电话线与新德里的美国使馆进行了联络。第三，报道错误地宣称西藏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这和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反共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致。托马斯提议美国在西藏设立使团，以建立美国与西藏的密切关系；并呼吁美国对西藏给予军事援助以帮助其对抗中共。
托马斯回到美国后分别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会晤，报告他拉萨之行的情况（Tibet， Acheson Papers，Secretary of State File，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 File，Box 66，College Park，MD，NARA.） ，并通过接受媒体采访、作报告、发表文章等方式向美国民众传达他西藏之行的收获。对于托马斯西藏之旅，美国政府和媒体将其定义为个人行为，是一次私人的探险活动，但事情并不像美国方面公开定性的那么简单。托马斯西藏之行发生在中国政治大变动时期，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已无可挽回，美国在亚洲即将面对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利用西藏问题遏制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已成为美国既定的战略目标。这时以新闻记者、探险家名义入藏的托马斯，不但与西藏最高世俗与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及其他政要进行了密切接触，而且带回了达赖喇嘛、西藏摄政给美国总统、国务卿的密信；回到美国后，又与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分别进行会晤，这表明托马斯实际上扮演了双方政治特使的角色。托马斯在西藏旅行中受伤后，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动用空军飞机、派出使馆的副领事前往边境营救，这应该不是一个普通民众可以享受到的待遇。回到美国后托马斯又在多种场合宣扬西藏是一个“独立、反共”的国家，需要美国的援助。1959年达赖喇嘛外逃，在美国方面以官方渠道进行援助不甚方便的情况下，又是托马斯出面建立“美国紧急援助西藏难民委员会”（American Emergency Committee for Tibetan Refugees），并担任主席，对流亡藏人进行直接援助。所以不难理解，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一些国家将托马斯的西藏之旅看成是美国的一次间谍情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档案就有记载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有多国特务在西藏边境活动，包括“美特汤姆斯父子（Lowell Thomas）（即托马斯——引者注）一九四九年八月入藏”（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订前后英国、美国、法国人在西藏边界活动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原档号，105—00233—01（1）。）。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抨击托马斯西藏之旅的真正目的，指出自托马斯返美后，华盛顿方面就公然透露：“鉴于亚洲当前的事态发展……，美国也许会承认西藏为‘独立国’”；美国政府准备将军事援外计划提供的七千五百万美元款项内的一部分“给予达赖政府，供该‘国’‘国防’之用”；美国国务院官员也公开承认：美国国务院远东顾问小组“正在研究西藏的战略地位以及它所涉及的各点”。（《美帝加紧侵略西藏，图在藏制造傀儡国，日政府招认日寇参加台湾匪军》，《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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