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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孙中山还是坚持原来的革命路线。孙认为北京政府是由反革命武装支撑的，必须由革命武装才能推翻。而当时有武装的是地方军阀，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有武装，而且有购买武器的钱。所以，他依然执行不反帝和依靠地方及在野军阀的方针。
这是两种革命观的矛盾。孙中山重视革命武装，符合“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中国革命特色。马、陈主张西方和俄国革命模式，平时不做武装斗争而只做群众工作，政权危机到来时，再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
为此，马林和陈独秀接连在中共机关报上公开批评孙中山的错误。于是孙中山屡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若苏俄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就这样，实为“国苏合作”的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服从于这个合作的“国共合作”，出现了僵持局面。
与鲍罗庭的“蜜月”时期
由于列宁病重，斯大林主持苏共中央。斯大林对马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极为不满。共产国际奉命停止了马林在中国的活动经费和生活费，逼迫马林离开了中国。
在这个真空期，孙中山和斯大林都需要重新沟通。1923年8月，孙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访苏。蒋访苏还未回国，斯大林就派自己的亲信鲍罗庭带着巨量经济和军事援助来到中国出任孙中山的高级顾问，同时兼任共产国际最高代表指导国共两党，监督其他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鲍奉斯大林之命改变原来马林方针，充分利用国民党军事北伐的积极性，给予全力支持，帮助国民党创办了培养军事干部的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积极推动北伐。
孙中山喜出望外，积极响应，在鲍罗庭的帮助下，于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一大”，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指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它是包含在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中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来帮助国民党的，并且是“遵守国民党党纲”的，以此压服了国民党中反对国共合作的绝大多数元老派人物。从此，共产党在建立、整顿、壮大各地国民党组织的名义下，大力发展国民党员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了共产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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