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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雕塑创作
雕塑创作在纪念碑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雕塑的内容经由范文澜先生领导的小组认真推敲，并由中央审定，包括八个题材、十块浮雕，分别是焚烧鸦片、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及解放全国（支援前线—胜利渡江—欢迎人民解放军）。由画家勾画草稿，征询意见。最初设计的画面上曾出现洪秀全、林则徐等知名人物，还包括一些当时仍然健在的领袖人物，将来在碑前摆放花圈就非常不恰当，于是转而着力表现群体。现在看来这一决策非常重要，如果用了某个人做了雕塑的主角，在“文化大革命”时也许就会遭遇麻烦。
八个题材的雕塑是由八位精选出来的雕塑家来完成的，他们都是老一代的有声望的雕塑家。其中包括王临乙先生，早在1943年我尚在大学读书时，就在重庆参观过他的创作“大禹治水”；刘开渠先生负责最长的一段，即“解放中国”，其他还有曾竹韶、滑田友、傅天仇等。曾老兼为雕塑、音乐大家，德高望重，去年刚刚辞世，长寿104岁。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专门盖了一座临时工棚，作为雕塑家工作室，早期的创作见解已成过去，大家共同进入理性的思维，互相观摩讨论，在风格上取得协调。在创作过程中，除了借鉴西方纪念碑的典范，还结队赴西安、洛阳龙门石窟等地参观鉴赏中国古代的雕刻遗产，并将一些雕刻精品复制下来，观摩学习，现藏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昭陵四骏”复本，便是那时得来的。
雕塑的实际镌刻，有赖于相当数量的“艺匠”去完成。这类人才难得，最后遴选出一位琉璃厂做假古董的高手，由他授徒培养，那时做了一些放置在台上的毛主席像作为练习，梁先生家还获赠了一座。这批“艺匠”后来成为北京雕塑工厂的骨干。
值得一提的是，在纪念碑建设过程中，梁先生病了，就由我和莫宗江先生代表他参加薛子正秘书长召开的不定时的工作会议。一、两次会后，莫先生对会议内容不感兴趣并不再去，就由我代表参会。最初，我的主要任务是和雕塑家联系，讨论一些设计细则，不时去参观他们的创作，增长了我对雕塑艺术的修养，终身受益，同时我也与雕塑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刘开渠先生邀请我参加城市雕塑委员会，其实渊源于此。
六、纪念碑的绿地规划
纪念碑的规划设计方案确定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碑南的绿地规划，即正阳门南经中华门（原清代大清门，门匾为林徽因之父林长民所书），通过门洞，规划成一条壮观的甬道。规划吸取了中国传统纪念性建筑（如天坛、太庙等）绿地布局的特点，按5米×5米的方格网种植松林，甬道左右各种植7行44排高低相仿的油松。当时，这些油松花了很大气力从北京远郊山区选定，并艰难地移植而来。纪念碑落成后，这里成为广场，清晨或日落前最为引人入胜。后来建造毛主席纪念堂时这里被拆除了。
七、历史经验的启发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谋划之初希望能够尽快完成，当时百废待兴，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推进。但是，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并没有急躁，在设计和建造的各个环节中，都注重质量、精益求精，历时九年方毕其功。在营建过程中也一直存在争议，在建筑界，基于新古典主义与现代建筑思潮的不同学术观点一直隐隐存在，例如有人批评它太一般、陈旧，这未免难得公允，如前文所述，纪念碑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艰难的探索和创造过程。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之后，有些其他纪念碑加以模仿，如井冈山纪念碑。百家争鸣对学术、对建筑创作是必要的，一时难于下结论，允许充分争鸣，但是有些建设是有时间性的，不能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对于一些具有原则性的问题，在决策后就“定于一是”，这也是必要的。如前所述，在纪念碑的基本方案确定之后，设计也一直在改进中，从战略原则到具体实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进。事实证明，这一系列的改动原则上都是正确的，事后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试想如果当时采用了高台基加三个门洞的方案，一个高台基堵在广场的中央，那么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就难于取得现有的效果。
当然，“定于一是”也不能过早，在设计尚未成熟时就匆忙作决定，这难免会造成遗憾。例如，碑顶的方案当时分歧很大，梁思成先生原本的意图是用中国传统的碑顶形式，借鉴了嵩阳书院碑、北海的琼岛春阴等传统碑额，并加以创造，但是一般的反映都认为太古。后来梁先生病了，直到病愈，未再过问纪念碑的事，在刘开渠的主持下，选用了现在所使用的小屋顶的庑殿式的方案，此过程中由阮志大具体设计，还包括梁先生未确定下来的花纹等。在纪念碑落成之后，对于碑顶仍颇有争议，1959年，吴晗副市长主持国庆工程审查时，特意请参会专家多留一天，提供碑顶改建方案，但最终也未作出满意的结果。我写此文时，遐想将纪念碑的碑顶设计为传统的碑额并辅以现实意义纹样，而不是盖上一个一般化的庑殿顶，可能会更加风度不凡。总之，“百家争鸣，定于一是”，直到整个设计过程的完结，这可以说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并蕴含着指挥的艺术。
此外，我还要特别缅怀该项目的卓越领导人薛子正同志。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彭真担任主任，但主要的工作是在薛子正（当时为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领导下一一具体落实的。如前所述，建筑家与雕塑家一时意见不同，薛子正特意将时任杭州市副市长的刘开渠调来，再未开大会，而是遇到问题开小规模的会来讨论解决，推进工作，在一些细部处理上他还曾邀请其他专家参与意见（如曾专门邀请杨廷宝先生来京讨论）。他作为领导非常认真，处事也很得体，既广泛吸收意见，又不乏个人的果断决策。薛子正是我回国后接触到的第一位领导干部，对于作为年轻学人的我非常爱护，我至今感念。薛子正为人爽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梁先生难免见解不一，进行辩论，但是他非常精心地，可以说无微不至地照顾梁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文革中，梁先生几乎已经失去了自由，一个晚上他专门去找薛子正，说：“彭真被划为黑帮，我想不通”。薛子正非常着急，劝梁先生：“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什么人都不要找，赶紧回去”。第二天，薛自己也失去了自由。文革后期，薛子正被释，杨廷宝、陈占祥和我都曾去探望过他。这件事是他告诉我的，革命友谊之深，实根源于共同的事业。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难得的精品，事隔55年，细细品味，气壮山河的时代巨浪，都凝聚在史诗般的建筑里，气象万千，今日思之仍激动不已，其中所蕴含的创作精神，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值得我们今天继续继承发扬，殷切希望中青年建筑工作者等能从中得到教益。
（吴良镛，1922年生于南京，著名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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