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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丰碑设计建造中的故事

——写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55周年之际
吴良镛
2013年05月02日08:56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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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良镛

  当时初步探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方案

  1958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后的天安门广场平面图资料图片

  1951年国庆,在天安门广场上纪念碑奠基地点,陈列了三个模型:一个是五分之一缩小的大模型,另两个是有坡顶及有群像的小模型。图为五分之一缩尺的大模型。(资料图片)

  1950年底,我自美国留学归国,1951年初即随梁思成先生参加一些会议和工作,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其中的一项。关于这件事的具体情况,1978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20周年时,我曾经写了一篇介绍文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成就——纪念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二十周年》,原文刊于《建筑学报》1978年第2期),时隔35年,仍然感到有事要说,可谓“近史钩沉”。

  一、设计方案的择定

  人民英雄纪念碑意义重大,通过竞赛,梁思成先生的设计方案被采用。我曾在建筑系馆看到由莫宗江先生绘制的渲染图,非常精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设计竞赛已经定案,但是在1951年初的一次设计工作会上仍旧是众说纷纭。首先,建筑学家和雕塑家的意见就不一致。雕塑家希望以雕塑为主,在碑前或碑顶作群雕,或碑身就是雕塑。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则认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本身是一座碑,要来承载字,如“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当时假定)等。1951年国庆时,却另有一个设计方案的一比五的模型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底下一个红墙台座,有三个门洞,台上立碑。据说这个新方案是陈干同志设计的,背景至今我也不清楚。梁思成先生见后,很是着急,特意亲自用圆珠笔写了一封信给彭真市长,详细阐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意图(《致彭真信》,见《梁思成全集》第五卷),并对该方案表示反对。这说明即使是方案已经评定,也仍然有不同意见,推想在决策层也不尽一致。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再次确定使用梁先生的方案。

  二、位置的改动与朝向的调整

  1949年9月30日,第一届政协会议闭幕后,毛主席在夜色中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由于较为匆忙,未顾及整个广场的布局,待到深化设计时发现奠基的位置离天安门和旗杆太近,当时还在酝酿碑身加高,如此就更会觉得空间局促。梁先生告诉我他曾向彭真汇报:要不要向主席请示往南挪?彭说主席那么忙,你们要怎么挪就怎么挪吧。后来经过数次方案设计,最终由北京市规划局的赵冬日同志敲定放在绒线胡同东部路口。这个位置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合适的,即处于中轴线上略微偏南的位置上,为建国十周年规划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选址留有余地,使得这三个建筑物与天安门之间形成菱形关系,不同的位置都有非常好的视角。

  碑身的朝向也曾进行过调整,毛主席题字的一面是正面,按照中国传统,要朝向南方,但是在建造过程中发现,主要的人流是从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的,观众多集中在广场的北部,这样就看不到碑的正面,在天安门广场有大型纪念活动时更是这样,因此决定一反传统,调转方向,正面面对北面的天安门。当时,巨大的碑心石已经运至工地南头,而天安门广场原千步廊的长墙尚未拆除(直至国庆十周年期间广场才扩大),因而空间局促,要想把这样长的一块巨石再从南向北转向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最终还是想尽办法实现了。这一举措对后来广场的扩建,特别是毛主席纪念堂的面向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建筑材料的选择

  人民英雄纪念碑要永久长存,因而对于材料的选择非常慎重。当时从全国许多地方采来的石样,都送至清华大学材料实验室进行质量、密度、耐酸、耐蚀性等测定。我记得在市政府的一个会议室四周,有一大排石样整齐摆放在桌子上,最后青岛浮山的花岗石以其质地、色泽入选。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了避免碑身由石块拼接而成为“百纳碑”,必须要有一定的体重与高度的碑心石来镌刻毛主席的题字,这样才能体现出独特的内容。最后选定在青岛浮山开采重达280吨的巨形花岗石,粗加工后净重103吨,在克服了重重运输困难后运至北京,凿成长14.7米、宽2.9米、厚约1米的碑心石,成材重60吨,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己近乎极限了(附带说一句,后来在为毛主席纪念堂选材时,众说纷纭,有人希望用水晶大理石等人造新型材料。我建议还是使用青岛的花岗岩,这样可以使纪念碑和博物馆两个主要建筑物取得协调并且器宇轩昂)。纪念碑其他部分的选材也颇具匠心,月台面用山东泰山灰绿花岗石,散水系周口店花岗石,甬道为昌平微黄花岗石,加上汉白玉浮雕、栏杆,再加上各种石料质地、色泽既统一而又有细致变化,工艺的严谨精致、一丝不苟。这些细节未必引起非专业人员的注视,但给人一种纯洁、朴实的美的感受。

  四、精益求精的设计与施工

  纪念碑的设计方案虽已选定,但仍在不断地推敲改进,在我印象中重要的有若干次变动,例如:原方案中曾设计从纪念碑内部通过电梯直达顶层,向四周瞭望,纪念碑下还有检阅台,内部有陈列室,后来这些都取消了,仅以“纪念碑”为主。我记得当时郑振铎先生曾多次到梁思成先生家,共同讨论设计方案的改动,可惜后来郑先生遭遇空难逝世,梁先生失去了一位共同议事的知音。

  纪念碑的建筑细部也经过精细的处理,并博采众长,可谓有古有今,有中有西。台座顺应中轴线,东西短,南北长,继承了中国传统台基的惯用手法。碑身在三分之一处略有收分,使得纪念碑更挺拔、有力,这是吸收西方古典柱式的做法。在纪念碑的纹样设计上,还有些设计者希望要新颖,林徽因先生则着眼于花纹饱满,认为这样显得有精神,尽管林先生的草图未被完全采用,但仍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林先生去世后,梁先生为她设计墓地,被批准将她的一幅图稿试刻,安放在墓碑前。

  碑身的题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设计时是预先代拟的,后来由毛主席信手题写在大信纸上,很洒脱,经过精心放大和修饰,最终镌刻在石碑上。纪念碑的背面是周恩来总理题写的政协赞文,字数较多,由于他平时工作繁忙,难以静心书写,因而特别抽出一两天时间住在北戴河,写了两个稿子供选用。碑身的文字镌刻完成之后,要进行鎏金,再用放大镜检查有无“砂眼”,最后再用玛瑙普遍细致地磨一遍,确定没有瑕疵,以防日后因雨水的侵蚀而变质。这也足见当时发挥了艺匠的传统工艺,施工认真、精细。

(责编:常雪梅、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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