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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充分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原则
对这一段中国外交最强硬的时期进行评价，归根到底要看这种强硬外交所产生的效果好不好。1968年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可见，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的空前强硬，其后果是造成中国在世界上的极端孤立。
我们不能只看外交行为的“软”或“硬”，而必须透过现象看实质，分析外交现象或策略手段所反映的战略意图和基本外交目的，而且要有一套评估外交行为的恰当标准。有理、有利、有节，就是我们对中国外交 “软”或者“硬”进行评判的正确标准。有理是指中国外交“软”或“硬”的理由是否充分：第一，是否基于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包括主权利益、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第二，是不是符合道义准则，比如周恩来所倡导的“友好当先，抵抗在后”、“决不开第一枪”原则，以及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自卫方针。有利是指中国外交“软”或“硬”所依据的客观形势，特别是在力量对比上是否占据优势，能否掌握战略主动权，有没有一套灵活的策略手段，能否达到预期目的等。有节是指中国外交“软”或“硬”都要有所节制，有底线和顶线，强调量力而行、循序渐进，遵循中庸之道。在衡量外交的“软”或“硬”时，要掌握道义与利益、柔和与刚强、战略与策略、目的与手段间的辩证关系，要领悟以柔克刚的外交艺术。
一个国家陷入孤立境地，恰恰违背了外交的主要目的，即与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和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开展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孤立状态更不符合外交的基本战略目标，即为内政服务，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国际环境。
国内许多人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在处理许多问题上，包括处置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上的软弱，主要是因为执行了邓小平倡导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实际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正是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也正是因为遵循了这个外交方针，才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中国更好地抓住了战略机遇期，实现迅速腾飞。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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