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委扩大会上,十八勇士遭质疑
据当年编辑部的老同志回忆,《星火燎原》第一卷在1958年已经完稿。书刚印刷完还没有发行,恰逢庐山会议召开。《星火燎原》编辑部也无法避免当时的政治风暴。因为有“美化”彭德怀的文章,编辑部被责令检查整顿,几位骨干编辑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扩大会上,有人突然提出:关于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宣传有些混乱,到底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应当查清楚,即便是十八人一起渡河,孙继先作为指挥员,也不应当算作勇士。
据说,提意见的是一名空军中将。这名中将并不是强渡大渡河现场的目击者。在长征中,他曾任红一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大多数时间随黄永胜任团长的红三团行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他被调到红三团任总支书记。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强渡大渡河时,“我们三团仍是走在全师的后面。这一段,我们只是跟着走,没有执行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掉队落伍的。当我们来到安顺场渡口时,一团、师部、二团都已经顺利渡过了河,只有两条渡船在等待我们”。
孙继先也参加了这次军委扩大会。坐在孙继先身边的一位老同志,听了那名空军中将的发言后,愤愤不平,就用胳膊肘轻轻碰了孙继先一下,说:“孙司令员,你也应该出来说说话,以正视听!”
孙继先小声回答说:“我能说什么?能说自己是勇士吗?”
会后,军委责成总政治部负责查实强渡大渡河究竟是十八勇士,还是十七勇士。有关部门查阅了档案资料,以当年红军《战士》报第一八六期上记载的十七勇士的名单为原始依据,并以一名没有亲临大渡河现场的红军干部的日记为佐证,最终确认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是十七勇士,并以总政治部的名义正式发文:要求各个单位在宣传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事迹时,一律按照“十七勇士”的口径。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正式通行的党史、军史中,一律采用“十七勇士一船渡河”说法的缘由。
中央红军长征时,《战士》报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机关报,是一份不足16开版的油印小报。在第一八六期《战士》报上,关于渡河的过程只有一句:“牲(我)部一个猛冲和十七个红色英雄冒险渡河,即将河两岸敌人全部击溃。”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报纸及时报道战况,出现一些疏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79年,《星火燎原》丛书再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套十卷,1982年8月出齐。在1980年出版的《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上,还是《强渡大渡河》的标题,选用的却是杨得志的文章。书中关于勇士们渡河一段的关键内容是这样描述的:
庄严的时刻到了,熊上(尚)林带领着十六名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
……
在我猛烈火力掩护下,渡船靠岸了。十七勇士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把冲下来的敌人打垮了。勇士们占领了渡口的工事。
杨得志原文中的十八勇士分两次渡河,变成了十七勇士一次渡河。甚至刘伯承撰写的《回顾长征》一文,“十八勇士一过河去”,也改成“十七勇士一过河去”。
对于自己是不是大渡河勇士一事,孙继先一直保持缄默、低调。他的几个孩子过去都听父亲讲过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故事,在初中语文课上也都学过《大渡河畔英雄多》的课文。他们都为父亲光荣的战斗经历感到自豪。可是后来,当听到有关强渡大渡河是“十七勇士”,并没有父亲时,孩子们都很郁闷、不解,曾多次追问父亲,想得到一个正确的解释。
孙继先对孩子们说:“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经过,在我的回忆录里已经叙述得很清楚,至于我自己算不算勇士,没有必要去争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有些同志牺牲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这些幸存者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如果再去争什么勇士,就太没有意思了,我感到很羞耻!”孙继先多次对孩子们说:“在长征路上英勇战斗的红军战士,人人都是英雄,个个都是勇士!”
尽管有关单位正式发文,在党史、军史资料中,一律采用“大渡河十七勇士”的说法,但《红旗飘飘》丛书和初中语文课本的影响力无与伦比。《大渡河畔英雄多》中的“十八勇士”,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和学生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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