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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河的勇士们，你们的英灵在哪里
孙继先戎马一生，经历了无数的战斗，但强渡大渡河的英勇战事，在将军心中有着非常重的分量。十七勇士的下落也是将军后半生挥之不去的心结。在革命战争年代，部队天天都在行军打仗，牺牲很大，人员调动非常频繁。像孙继先这样骁勇善战的一线指挥员，随着战争的走势，调任就更加频繁。
1935年7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大雪山到达毛尔盖后，孙继先即离开红一团，调到红三团任三营营长。1936年12月，调到红军大学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任第九十三师参谋长，随援西军西进，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抗战全面爆发后，随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区，继而率津浦支队深入山东敌后平原地区开辟抗日战场。而红一团的老部队则随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晋察冀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对于红一团一营二连十七勇士的下落，孙继先已无法逐一给出明确的答案。
然而，安顺场所在的四川省石棉县人民却永远铭记着强渡大渡河的英雄。新中国成立后，石棉县政府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寻找除孙继先外其他十七勇士的下落，包括向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和孙继先等亲历者求证。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绝大多数勇士的踪迹已无处寻觅，唯一有明确下落的是二连连长熊尚林。新中国成立后，一些知晓熊尚林具体去向的见证人仍旧健在。其中一位是时任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的李水清将军，另一位是著名军旅作家、老红军陈靖。
李水清回忆说：“熊尚林是江西高安县人，抗战爆发后，随八路军一一五师东渡黄河，参加过首战平型关的战斗。1938年八路军开辟平西根据地时，熊尚林和我一个营，熊尚林任营长，我任教导员，两人并肩战斗，又相处了两年多。1940年，熊尚林调到平北工作。据说，他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为祖国和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陈靖是红六军团的一名老战士，贵州人，苗族。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撰写小说和电影剧本《金沙江畔》。离休后，他重走长征路，进行百万字的长征系列创作。1985年10月8日，他来到了浪花翻腾的大渡河畔，望着巍然耸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深切缅怀曾经和他一起战斗、强渡大渡河的英雄队长熊尚林，写下《大渡河勇士熊尚林的悲情结局》一文。
我和尚林同志相识，是在1938年春天。当时，他是营长，我是团宣传股长。
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粗犷、直率，甚至显得过于鲁莽。他身躯健壮，脸色紫红，说起话来像炮弹出膛，还总是带点脏字。他习惯把事情想得很简单，在他眼里似乎没有困难二字，可熊尚林自己却承认，我一生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学习！
他蔑视困难，不怕牺牲，在极端残酷的岁月，总是冲锋陷阵，强渡大渡河，激战平型关，奋勇挺进冀东，带头开辟平北……说他是英雄人物，并不过分；但我们这位英雄好汉最终却走入一条令人遗憾的歧路。
艰苦的1942年，在被敌人割裂为好几块的平北抗日根据地上，熊尚林带领几十个同志英勇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长城附近，打开了局面，并由几十人发展为一个独立团。就在这时，平北分区正式成立了。在公布分区领导机构名单时，熊尚林发现没有他的名字，他又冒火了。
这时，正巧我们相遇，他气鼓鼓地对我说：“陈靖，我不干了，他们不相信我，老子就单独干革命去！”
我劝说他几句，要他“不可瞎来”。
可是，这里离分区还有几十里，翌日，当我赶到分区报告这一情况时，熊尚林已经离开部队，带着他的参谋长和两个警卫员到独石口一带“单独干革命”去了。
十几天后，一个警卫员回来了，说：熊尚林原以为到了他人熟地熟的地方，什么都好开展，但当群众知道他离开了党，离开了组织时，就不理他了。局面根本打不开，站不住脚，简直是走投无路……又过了几天，另一个警卫员也回来了，说：熊尚林和参谋长天天争吵不休，最后参谋长趁熊尚林不防备时，向他开了枪……就这样，这位英雄倒下了。
革命造就了无数英雄，无数的英雄使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固然，英雄的个人作用不能低估，但英雄离开集体，他的历史却只能添上令人惋惜的一笔。
在河北张家口崇礼县烈士陵园里，矗立着熊尚林的墓碑，墓志铭上记录着：1942年6月18日，熊尚林随部队转移途中，在张家口崇礼县西沟村草场沟不幸遇难，被葬在西沟村。上世纪60年代初，熊尚林的遗骨被迁葬到崇礼县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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