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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照买船票
据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记载:卢作孚是民生公司总经理，卢家的所有人，凡坐民生公司的轮船，都必须买船票。那时，民生公司的职工家属都享有半价优待，卢家是职工家属，也享有这种优待。
从卢国纪很小的时候起，每次随母亲坐船从重庆到合川、北碚，或从合川、北碚坐船到重庆，总是头一天就把船票买好。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由母亲带到河边，与其他乘客一样排队等候上船。排队上船后，也和其他乘客一样规规矩矩坐在船舱里。有时认识他们的船员发现了他们，请他们到船上经理室去坐，母亲领着孩子怎么也不肯去。
1936年7月，卢国纪的哥哥卢国雄由重庆去上海报考高中。卢作孚当时在四川省建设厅工作，7月8日，他专门为此写了一封信给民生公司代经理宋师度。信中写道:“卢国雄十一日乘民贵，或十二日乘民权由渝赴申投考学校，应买之船票，请嘱世权照买之后，通知会计处拨弟账为感。”
公车从不私用
据卢国纪书中回忆:卢作孚无论是在交通部工作，还是在全国粮食管理局工作，或是1943年以后又回到民生公司担任总经理，由于家住在城外，都为他配有专车，但他从没有让家里的任何人单独用过这些车。
卢国纪说，那时候，他和姐姐、弟弟都在沙坪坝南开中学读书。每到星期六，总有一辆接一辆的小轿车开到学校里去接学生。可是他们的父亲从来没有派车去接过他们一次。那时，沙坪坝到城里没有公共汽车，三姊妹都是星期六从学校步行回到土湾或红岩村的家，星期天下午又从家里步行去学校。卢国纪清楚地记得，1941年秋天，一次卢国纪患严重的疟疾，发高烧，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昏倒在公路边的水沟里，还是被路人背回家去的。在退烧回学校时，仍然是步行，父亲也没有专门派车送。
搭个便车是可以的，但也是很难的。卢国纪回忆道:那个时候，父亲在城里工作，每天都是清晨坐车进城去，深夜办完公再由城里坐车回家。国纪他们要是有事进城，只有在父亲的车有空位时才能顺便搭他的汽车。卢作孚从来没有专门派车接送过他们，即使对卢夫人也是如此。
卢国纪说，当时他的母亲为了补贴家用，自己做针线活，每完成一批，就要送进城去托人帮着卖，因此有时需要进城去。每次进城，她都搭父亲的车。但到了城里，即使上午把事情办完了，也必得呆在石板街民生公司的招待所，一直等到深夜父亲的公事办完后，才能一道坐车回家。有时父亲公务太忙，回家可能太晚，母亲等不及，便只好独自步行到牛角沱去买票搭马车回家。母亲缠过脚，走路很困难，但父亲也没有用公家的车送她回家。
简陋的家室
卢国纪书中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卢作孚一家住在下土湾的半山上，陡峭的山坡经常会滚落石块和泥土，就在卢家迁出这里不久后，一场大雨席卷巨石，竟将这房子砸得稀烂。
后来卢家搬到了红岩村四号。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楼房，一共住了四家。卢家住在楼上朝东的一面，两间大一点的屋子，一间中等大的，一间小屋，没有专门的客厅和饭厅，四间屋子加起来的总面积不过40多平方米。如果全家人都回来齐了，或者是来了亲戚朋友，因为房子窄，他们都得到楼下那间公用的屋子里，全都站着吃饭。
卢家的日用品更为简单。床上铺的是普通的布毯，夏天铺竹席，廉价的花布被面，粗布被单。陈设得最“阔绰”的卢作孚住的那间朝南的大屋，里面有一张大床，一张旧写字台，一个简易的敞式书架和两把藤椅。写字台上，除了纸笔墨砚外，没有任何摆设。餐具是粗瓷碗和江安出产的竹筷子，没有任何高档的餐具，甚至连吃饭的方凳都没有多余的。一把土茶壶，几只玻璃杯，客人来的时候，倒上一杯白开水。一家人不吸烟，没有烟灰缸。洗澡用木盆。家中没有厕所，只在屋子外面竹篱旁边有一个简陋公厕。家中唯一的一件“高级”用品，是一台30年代买的小电扇，漆都褪尽了，破旧不堪，毛病不少。
1944年4月，美国作家孙恩三在《卢作孚在他的长江船队》中这样写道: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谢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瓷器，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饭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而他的房间却没有这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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