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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关注到了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他一面强调进度和指标，一面又在不断地调整政策。1952年2月9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月20日，他又指示：“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
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还再次重申：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当时，鉴于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分子的95%以上，而他们贪污的金额在旧币1000万元以下，考虑到扩大教育面，中央研究决定对这些人，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有的甚至可以不予行政处分。在对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上，毛泽东也主张更宽大一些，在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的处分外，他还特意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3月11日，政务院正式颁发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本着“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明确提出要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贪污分子：
凡贪污未满100万元者，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保证永不再犯，不作贪污分子对待，也可以免于处分和追缴贪污款物；凡贪污超过100万元而未满1000万元者，只要情节不恶劣，彻底承认错误，可免于刑事处分；凡贪污超过1000万元而未满1亿元的贪污分子，可依其情节轻重，坦白认罪态度，退赃及检举主动情况，分别予以适当的处分，或免刑予以适当行政处分，应尽可能追缴贪污款物。凡贪污1亿元以上，一般视其情节而给于不同的刑事处分，追缴贪污款物；他们之中如有主动坦白退出赃款赃物，有检举立功表现，也可免刑，改为行政处分。
“三反”运动已进入后期定案阶段，毛泽东尤为重视落实政策，纠正运动中的错案，指示：
“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是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经审理，最后共有9942人判处有期徒刑，67人判处无期徒刑，9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42人判处死刑。“三反”已经过去60年了，回首新中国初建时期的那段斗争经历，它对于树立正气，抵制歪风邪气，在共产党内部防腐拒变，树立共产党的威望，奠定新中国的基石等方面，无论给以什么样的积极肯定，都是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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